无论哪一种国企改制形式，无论是股份制改造、合资合作、国有股权转让，还是兼并出售、关闭破产，都包含着一个企业产权界定、评估乃至转让与受让的交易过程。长期以来，我们总在担心这个过程会出现内部人串谋、内外串谋以及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担心国有资产被低价出售，因而采取了不少防范、制约措施，而这些措施又往往在客观上延迟了改制进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省、市及时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充分利用政策环境、市场功能和竞争机制，通过国有产权公开挂牌拍卖招标，使一大批国有资产转让的成交价远远高于评估价或交易底价，安全实现了国企改制的预期目标；西安市产权交易中心也有不少大宗的成功案例，用实实在在的交易结果打消了人们过去的疑虑，使我们尝到了深化改革的甜头。关注这个变化，深入探讨其中的经济规律，将会让我们进一步获得国有资产运营的有效途径。

　　产权交易平台以其市场发掘功能，展示出国有资产的潜在优势和获利能力，使之在安全保值的同时获得市面增值。

　　近年来国有资产运营方面的巨大变化，得益于产权交易机构的健全和产权市场的发展。在此之前，人们习惯于用带有感情色彩的目光看待国企改制及其产权转让，只看到它的实物形态，而忽视其价值形态。有人把它比作“冰棍现象”：国有资产如同一根冰棍，如果长期放在那儿，即使慢慢化掉直至变成一根竹签，也无人问津，而如果介入转让交易，就像被人咬了一口那样不能令人答应，因而资产不流动没责任，一流动就让从事交易的人被动——与其冒“政治风险”，还不如不流动。这是国企改制步履维艰、速度迟缓的主要原因之一。

　　毋庸讳言，人们过去对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得失的担心是有现实理由的。国企改制的政策依据，是先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年之后才明确“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注1］于是国企改制中往往会出现产权不够明晰、国有资本所有者和出资人缺位的问题，没有塑造出“人格化所有者主体”，导致股东主体被侵害，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益，也伴有直接或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的违法案件发生。为了堵塞国有资产的漏洞，资产评估时没有用“资产收益法”定价，即企业值多少钱主要取决于盈力能力的办法，而采用与市场经济要求不尽适应的“投资成本法”定价，即当初投资了多少钱办这个企业，现在就要卖多少钱，投资减掉折旧就是企业的资产价。这样还心有余悸，又规定，以评估价为参考，在财政部门许可的10%的浮动范围内，形成市场价格；如果市场出价低于资产评估价10%的浮动幅度，则到财政部门重新报批，由有关部门重新研究决定。在“渐进式”改革的大气候中，这样的做法也是必要的。

　　那么，假若改变我们过去的做法，走一条新路子，将国有资产放在产权交易平台上，完全由市场生成价格，情况会怎样呢？最近，西安产权交易中心的同志将全国各地当年比较大宗的一批产权交易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评估价”未必就是能保值的高价，“市场价”并不意味着低价。凡是完全竞价交易的，根本不用担心成交价会低于10%的允许浮动幅度，即低于评估价或底价的90%，反而出现大幅度上涨。西安市近年来的历次产权转让，其受让成交价也都达到或超过了转让底价，达到或超过了转让方对市场的心理预期。不少国有企业产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出让时机由不成熟到成熟、地段由偏僻变繁华、外围环境好转等优势，加之无形资产、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升值，增加了不少微妙的潜在的获利能力，这些因素往往在资产评估及研究改制方案时未被重视或被忽视，而又往往被市场上的有识之士所看重，于是争相以较高的成交价受让。产权交易机构及其交易市场以其信息、资讯、服务和交易网络等功能，使标的的潜在优势得以显现，使市场价格得以生成，在交易平台上演绎出资本的商务角逐与较量，使这种“货卖识家、物归其主”的成功交易得以实现。

　　产权交易平台通过公开挂牌拍卖招标，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维护了市场公正和国有资产运营的科学与廉明。

　　严格地讲，在竞价拍卖、招投标转让、协议转让以及其他转让方式中，拍卖和招投标转让才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其成交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在交易市场上，政府方面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和转让方，其交易的目的是：1、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促进国民经济增长；3、扩大社会就业，增进社会福利；4、提高要素生产率。受让方的目的是：1、以较少的投资成本获取较大的经营利润收益；2、尽可能地减轻未来的企业负担；3、获得尽可能好的投资环境。这样，前者就要决策“卖多少钱”和“怎样卖”的问题，后者尤其关切自己“多少钱买”和“怎样买”的问题。在这样一组博弈对峙中，受让方“买不买”，以怎样的价格“买”，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受让需求。即需不需要，多大的需要，多少家需要。

　　2、经营偏好。即受让方法人对经营项目的选择和认同。

　　3、预算约束。即受让方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实现交易。

　　4、心理预期。即受让方对受让后未来经营情况的预测。

　　5、价格弹性。即随着转让价格的变化，受让方的态度以及愿意受让的人(户)数会不会也出现变化。

　　在这样的市场交易中，对国有产权“卖多少钱”，“怎样卖”，不是由我们一厢情愿的评估和研究能决断的，而是由市场需求和受让方偏好以及心理预期决定的；我们“卖”得了与“卖”不了不是取决于主观意志，而是由受让方的预算约束和价格弹性决定的。之所以能出现令人喜出望外的成交价上涨，不是我们想多卖钱就多卖了钱，也不是我们哪怕情愿以较低价出让就一定会以较低价成交，而是在众多的受让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中生成的交易结果。即使我们对某一较高的价格感到满意并同意与某一买家成交，说不定还有另一家愿出更高价而不答应……在宣布成交的一瞬间，市场为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出让方以尽可能高的成交价实现了出让，保证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使愿意出最高价受让的竞买者如愿以偿地购进了产权；二是使不同的竞买者在公开竞价之中享受到公平交易，既实现了市场公正，也实现了国有资产运营的科学与廉明。作为国有产权利益的维护者，我们为促成交易所做的努力在于紧紧依靠产权交易平台，通过信息发布，让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尽可能让那些愿意出更高价的人获得信息；通过交易业务，实现了交易，又以唯一合法机构的身份出具产权证书等法定文书，保证了交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还通过公告、公示等社会监督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知晓交易的基本结果，若有异议也可以中止交易，以确保交易的合法与公正，从而让一些企图用内部串谋、内外串谋、暗箱操作侵吞国有资产的人无机可乘。目前，我们在产权交易办法中除了强调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形式，仍然规定“实际出让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的，应当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即采用“底价加竞争”的市场模式，从两个方面保证了国有资产安全。可以断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可以用市场行为去实现；而以往的种种贬值和流失现象，都是反市场行为造就的恶果。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称道的：“市场是一种物品的买主和卖主互相作用，以决定其价格和数量的过程”。“它也是一具传达信息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个人的知识和行为汇合在一起。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无能为力，牵涉到千百万未知数和关系的问题”。［注2］

　　产权交易平台将国有资本与资本市场联接在一起，顺应了产权资本的天赋秉性，营造出市场经济的“公序良俗”。

　　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深化，深化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走向市场，及其与市场的衔接程度。产权交易打开了国企走向市场的一条通道，使企业的要素资源不再搞“拉郎配”、“包办婚姻”式的流动和配置，也不再存在是“靓女先嫁”还是“丑女先嫁”的问题，而是在资源、资本市场的汪洋大海中以其资本的天赋秉性寻找利润增长点、衔接点和合资合作对象，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乃至跨国交易，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要形成和保持这个自由竞争空间，需要强大的市场机制支撑、功能支撑和制度支撑。就西安市而言，产权交易机构在交易场所及其软、硬件建设等方面还不能满足较大规模市场交易的要求，目前亟待做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国有企业改制要充分利用产权交易平台，加强和市场因素的衔接。国有产权的价格问题，交易方式问题，不能是资产所有者单方面决定的事，应由市场需求和价格弹性决定。在制定改制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投资走势，使改制方案顺应和满足市场需求。另外，要根据市场因素的变化，设计产权品种和项目，使国企改制立足市场，顺应市场，“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其次，要深入开展市场调研，探讨国有产权交易的新举措。我们目前的国有产权转让标的文本是比较粗略的，即使是整体转让，挂牌资料也是比较琐屑的，难以反映标的的内在优势，需要在挂牌前让交易中心的有关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一番“包装”，根据市场需求情况，找出它的“卖点”，整合它的经营要素，赋予其必要的外部形象，增强它的投资吸引力。对价格弹性不足的，即估计再便宜也缺乏受让者的转让标的，则可以进行适当的拆分和搭配，促进其实现转让。此外，还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经验，深入研究产权交易方式和活动的设计、策划和运作，在较大范围内拓宽工作领域，促进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第三，要充分发挥产权交易机构联结市场、繁育市场的作用。西安产权交易中心是本市国企产权的信息幅射中心、竞价竞标中心和交易服务中心，因此，要进一步整合交易市场，加强交易中心的软、硬件建设，争取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同时要求所有市级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区县级所属企业产权以及非国有产权统一进场交易，提高产权交易中心的工作地位，以满足跨行业、跨所有制交易的需要。第四，进一步提升产权交易中心的工作形象。要与全国有关行业协会和共同市场建立更为广泛、密切的联系，加大合作与交流，遵守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增强权威性和影响力。第五，加强产权交易知识普及和政策宣传。要从“民有恒产，始有恒心”的道理出发，进一步加强产权基础工作，广泛开展国有、非国有企业以及非经营性资产的产权登记，为未来的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投资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要坚决杜绝场外交易，使产权交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序良俗”，成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动力，取得越来越多的政策效益，更有效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作者系西安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

　　注释：

　　注1：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

　　注2：见［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著《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70、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