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科技部研究中心创业投资研究所所长房汉廷

　　编者按：近两年来，国内创业风险投资再度兴起，在其帮助下很多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有的还成功登陆国内外资本市场；而中央政府也颁布发行了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对创业风险投资给予规范和支持。创业风险投资热潮已成为国内经济界的一朵耀眼的奇葩。那么，这股热潮再度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国内外创业风险投资发展的情况如何？国家和民间在其中都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带着这些问题，新浪产权交易频道“全国金融研究所(中心)总裁(主任)系列访谈”小组采访了科技部研究中心创业投资研究所所长房汉廷博士。

　　创业投资中国家资金和民间资金各有所长

　　房汉廷：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企业成长曲线的问题了。任何一个企业都要经历一系列阶段，已开始都是一个idea或者有一项技术，然后去做。一开始去做的时候的资金一般都是3F资金，所谓3F就是指family，friend，fool。这个3F资金一般能够把产品做出来已经就了不得了，然后再要是建分销网络就很难了。这样的企业呢，一没有什么资产，二没有多少产品，银行肯定不愿意给他贷款，风险投资里除了天使投资也就是刚才说的fool可能会给他投外，其他的都不大愿意投。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就在这个阶段死了，通常把这个阶段叫做“死亡谷”，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来推一把。

　　在美国有一个“SBR”计划，就是“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这个计划是美国联邦预算的资金成立的，它有两块，一个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创意有一个创业计划书，大概可以获得10万美元的资金，一个是如果你已经把这个项目计划书变成了真实的创业活动了，那大概可以获得50、60万美元的资助了，很多企业就在这种支持下起来了。那么这个10万美元大概就可以代替3F资金了。

　　我们在1999年的时候也设立了中小企业创业基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仿照美国的“SBR”计划的，这个是一个美籍华人提出来的。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也是想在死亡谷做事，但实际上都是在死亡谷之后做的事。前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微拨款，就是增加一个30万、50万的微拨款，这样就可以往前移了。过去我们总想，如果我把钱给了它它死了怎么办，其实它死了是正常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政府能推一把让它渡过难关后，后面的阶段一些敢冒较大的风险的风险投资就会进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政府给一些优惠的话，风险投资就更愿意进来，这样就可以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把企业从一个家族式企业变成一个真正的公司制企业，这时候企业还是以股权融资为主，在这之后企业就可以考虑一些以担保、抵押的方式进行贷款了，商业银行就进来了，这时候企业就开始做市场进入一个分销发展的阶段了。在这之后如果再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话，就需要进行IPO了，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整个的链条了。

　　在这整个链条过程中呢，政府有着不同的作用。比如现在中关村现在就在搞一个什么创意产业，这个阶段政府就可以给一些好的商业计划书一定的奖励，发掘一些有潜力有方向的项目。创新基金呢，就是具有“SBR”计划的功能了，就是在死亡谷给企业以支持。再往后的阶段，风险投资已经可以进来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设立一些政府主导型的创业投资母基金，通过政府支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再下边一块呢，商业银行可以介入了，这时候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担保。

　　记者：刚才你也提到以色列的那2千万的政府直接做的基本上失败了，这个应该是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等问题是一样的了。那这时候民间资本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呢？

　　房汉廷：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资本的同质化问题。就是说不同的资本必须进入同一个资产池，形成同质的资本，这样就不会出现一种资本侵蚀另一种资本的问题了。比如说，我左手是国家财政的钱，右手是自己的钱，如果不同质化，民间资本就会希望先让左右的钱去做前期的成本，右手自己的钱做后面的风险小的，来获得稳定收益。现在我把两者混在一起了，要赔一起赔，要赚一起赚。这时候，国家还给予优惠政策，要亏我一起亏，要赚我还多给你，你为什么不尽力去多赚钱呢？这样就形成一种约束激励机制。当然，中国现实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那就是监管的问题了。

　　记者：目前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它只要看到有盈利的项目，不管是不是高科技项目，它都投入进去，假如说一个养鹿项目，它觉得赚钱它就会投进去。比如联想创投，他们就涉及到很多传统的产业。这些投资并没有和国家的发展相结合。你怎么看待这些呢？

　　房汉廷：首先逐利是资本的属性，它没有义务去和国家发展相结合，哪个赚钱它就会去做哪个，这个是资本属性使然。第二，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去引导资金投入高科技产业呢，那是因为高科技产业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大的附加价值，可以带来更大的外部效应，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更多的资产。比如说你卖一百吨铜和一百个芯片，一百个芯片所需要的资源和一百吨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它的附加价值可能比一百吨铜还大，这是国家需要。另外，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投资高科技产业获得的收益要比一般产业大，但由于很多产业特别是资源类产业，由于资源的稀缺，而变得紧俏，加上中国庞大经济的发展使得这种资源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它是由稀缺导致的，而不是说本身就具有那么大的价值，它本身量是固定的，只是谁能拿到谁拿不到的问题，不能无中生有。而高科技项目它是创造供给的，它能够无中生有，能够创造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产品，能够满足一种从来没满足过的需求。对于一个资源比较紧缺的国家来说，如果经济不能朝这个方面发展，它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这样资源本来算比较丰富的国家，它很多资源是不准开采的，比如说石油，它只有阿拉斯加这样被它们看作飞地的地方的石油才可以开采，尽管开采阿拉斯加的石油成本比开采德州的高得多。

　　国内相关管制成为创业风险投资多样化发展的障碍

　　房汉廷：这里面它有几个市场，一个是所谓的并购，这包括其他战略投资人的介入，也包括企业管理团队的回购。风险投资人在做项目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如何把它的投资转给战略投资人。风险投资人投资项目主要是为了介入退出，实现资本增殖、赚钱，而战略投资人大多是产业的巨头，他们主要是考虑在产业链上产业整合上能不能给他带来市场份额等价值。另一个就是企业管理团队，它在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你帮了它一把，那在它发展到一定情况下，可以不需要你的资金的时候，它可以按照约定的价格回购股份，让风险资本退出。

　　记者：那风险投资本身也涉及到一个不同阶段的专业化投资问题，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政府推出商业计划书扶持资金，或者天使投资人，然后是大的风险投资，然后是投行介入，等。

　　房汉廷：这个创业投资本身就有一个产业链条，有人愿意做最早期的，有人做中期的，有人做后期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投资人之间进行接力棒传递，到了最后要么是转给战略投资人，要么是公众投资者。我们经常忽略了创业投资它本身这个市场，它本身也是由各个阶段，而我们通常是有很多全能投资者，但全能投资者效果一般不是太好。国际上现在有一些投资者专门作某一阶段的投资的。

　　记者：我们刚才谈到的大多是股权形式的融资了。曾经有个教授说，中关村的企业主喜欢把企业当孩子来养，不愿意外人干涉企业经营，限制了他们的股权融资，因此应该转变观念，把企业当猪来养，拓展股权融资渠道。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房汉廷：我觉得风险投资才是把企业当猪养，企业主当然是把它当孩子来养的，因为这个企业是能为他创造永久的价值的，包括金钱的价值、物质的价值，也包括精神满足的价值。至于为什么中关村的、中国的很多企业不愿意让别人来进行股权投资呢，第一可能是他们对企业非常看好，第二很多时候股权投资里面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创业早期，股权和治理结构一不稳定，这个企业可能很快就会垮掉。

　　在国际上实际上也不光是股权融资，还有债权融资，还有股权加债权的融资，还有类似于优先股的融资，各种形式的都有。比如说硅谷银行，硅谷银行就是一个债权加股权的融资形式，比如我首先对你是一种债权形式的投资，但我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转成股权，因为对这些企业进行债权投资风险很大，而且不能分享发展成果，如果我可以在以后转成股权，也可以分享成长的收益了。再比如我可以在债权方面加一些其他的权利，如新股发行的时候的优先认购权，等等。这样，风险和收益就比较匹配了。

　　记者：国内有些公司很早就实行了管理咨询加投资银行的模式，比如和君创业、恒丰美林等，但是却没有银行加创投这样的模式的公司，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是不是跟中国的金融行业的管制有关系？

　　房汉廷：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目前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能做股权形式的投资。现在很多公司是怎么做的呢？打个比如说，中信集团，它有证券公司，有投资基金，有银行，它也可以有创业投资，是这么一种形式。但实际上它有一个问题是，它的业务之间都是独立的、分离开的，它的资金是分离的，核算是分离的，也就是说虽然都是中信集团下属的公司，但相互之间并不交往。即使有联系，也是通过集团总部来实现的，相互之间并不能来往，还是只能实行分业经营。

　　记者：那民间的金融组织民间的资金在这方面可不可以做些尝试呢？比如说浙江的民间互助基金，实行只贷不存或者只存不贷之类的，在这方面做些开拓。

　　房汉廷：其实这个在朱镕基时代就对这个进行了整顿的，那时候把民间金融称为非法集资，给予严厉的打击。实际上，民间金融在中国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在浙江等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很多民间机构发展的非常完备了。不过他们也有些不好的地方，比如有些地方可能你借钱不还的话就剁一个手指头什么的。但总体而言，他们是支撑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目前而言，他们还是属于体外循环，要在这些方面做些开拓创新可能条件还不成熟。但在未来作某些尝试也不是不可能的。

　　(王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