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明确在中国条件下PE发展的整体思路和政策，尽早出台能够规范统一市场的监管规则，其中有些问题则要从基础立法做起，中国的法规制定往往都是在实践之后……详细>>

　　2009年全球PE北京论坛

　　会议时间：209年11月9日 上午 9：00—12：00

　　会议地点：中国大饭店五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2009全球PE北京论坛，共同探讨和交流金融危机下的股权投资发展问题，首先请允许介绍出席今天会议的主要嘉宾：

　　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黎晓宏先生。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先生。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备组组长邵秉仁先生。

　　出席我们今天论坛的还有来自国内外的股权投资机构，理论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精英代表，在此对大家的光临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首先请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黎晓宏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黎晓宏：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2009全球PE北京论坛，与国内外业界精英共同探讨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问题，展望未来发展之路。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市政府对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2008年我们成功举办了首届全球PE北京论坛，通过广泛交流，深入探讨，增进了社会各界对股权投资基金的认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天大家再一次相聚北京，共同探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PE发展问题，将进一步促进国内外的交流合作，为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北京是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2003年至2008年首都金融业以年均12.9%的速度增长，2009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240.8亿元，占北京地区GDP的比重达到15.2%，实现税收2581.85亿元，占全市三级税收的49.17%，金融业已经成为北京市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产业，前三季度北京在发展PE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北京地区企业获得PEVC投资44起，占全国投资总数的23.91%，投资金额为51.38亿美元，占全国投资金额的83.31%，居于全国首位。

　　全市新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机构30多家，注册机构35家，管理资金规模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北京首批在创业板上市的6家企业全部获得VCPE的支持，北京在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方面具有资金充沛、机构聚集、优质企业资源丰富，退出渠道畅通，专业人才众多，信息发达等优势，同时北京市政府也积极支持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并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例如国务院关于支持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中明确提出在园区范围内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是用国家关于股权投资基金现实现行的政策，今年初出台了北京市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等级注册，资金补贴，人才引进等方面参照金融机构支持政策给予股权投资基金相应支持。

　　另外我们成功成立了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为业界提供无偿的服务，今年北京市政府提出发展股权基金的基本框架，继1＋3＋N，设立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资金，首期规模50亿元，总100医院，该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正式设立，三是由股权投资发展基金作为发起人之一，发起科技、绿色和文化创意三支产业投资基金，N就是鼓励在京设立多支市场化的股权投资基金，对募集基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优秀管理团队的PE公司，股权投资发展基金可以进行引投资，9月底这个基金正式成立，为落实推动发展股权投资的总体框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下一步北京将本着整体性、系统化的原则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推动和促进股权投资业的发展。

　　一是完善和提升支持股权投资业发展的政策，落实促进股权投资发展的政策，继续在工商登记，财政支持，政府服务方面给予股权投资基金大力支持，努力为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激素聚集机构，支持GP在京注册，鼓励LP在京发展，在现有的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框架基础上，加强与社保基金大型国企市属企业等具备LP机构的沟通协调，积极投资，并促进在京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同时积极支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在首都科技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加速聚集。

　　三是拓宽股权投资的市场渠道，优先支持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在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上市，以及在中关村股份待办转让挂牌。

　　四，建立上市企业信息库，支持发展，丰富和完善投资者和可投资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搭建双方更为快捷、方便有效的交流平台。近期我们还正在研究外资PE在京的设立政策。

　　女士们、先生们，在加快首都金融业发展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进程中，我们将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我们真诚希望国内外与会专家和学者，利用全球PE北京论坛这个平台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建言献策，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在北京度过美好时光。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晓宏秘书长，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先生做主体演讲。大家欢迎！

　　李扬：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非常高兴在全球金融危机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北京讨论中国PE行业的发展问题，我今天的主要想谈的一个看法，就是中国急需发展PE行业。那么关于PE行业的发展我想在座的都是专家，大家很熟悉，但是为了我们把这个思路理顺下来，我觉得还有必要重复一些大家已经知道的基本概念，私募股权基金起源于创业投资基金，但是现在发展势头已经超过了创业投资基金，那么超过的原因就是在70年代以来，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并购热潮的涌动越来越多的创业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的机构开始介入企业并购重组的过程，甚至开始出现了主要从事并购的大型基金，也就是说实践有这样一些发展，那么实践是跟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

　　那么这样就使得投资基金的，原来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多样化了，再加上一些由私人驱动的各种投资的组合和组织来不断发展，所以逐渐的汇成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我们这个队伍就日益的扩大了，所以现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是广义的，它涵盖了传统的创业投资，并购投资，以及不动产投资等广泛的领域，那么这样一种变化很快的就在各国得到了反映。

　　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已经形成气候的各类创业投资协会，在进入本世纪都渐次的改名为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协会，比如说著名英国的创业投资协会就更名为英国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协会，欧洲的相应的机构也更名为欧洲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协会，那么我们想做这个简单的回顾就是说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个概念基本上涵盖了对于创业发展初期阶段的各种投资形势，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那么这样一个PE的功能也有很多的探讨，我想在这里也是概括的说一说，那么私募股权基金主要通过购买非上市和上市公司股权取得对公司的企业控制，引入新管理层对企业进行业务整合，财务重整，税务结构优化，提升公司的产品结构，完善公司的营销系统。

　　那么等到公司被重整经营改善之后，再通过多种形式，比如说管理层回购、出售、上市或者重新上市等完成基金的退出，这个过程我想在座的很多可能是搞创业投资出身，都很熟悉，在这点而言，私募股权基金和原来的创业投资基金没有太多的区别。

　　那么关于PE的功能国外有很多比较细致的研究，比如说英国的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协会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它的功能按重要性排序，第一是战略指引，也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发现经济中的战略机会方面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功能是非常突出的。第二是融资服务，这是排在第二位的，第三是行业联系，第四是招募人才，第五才是营销。我们可以看得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活跃在经济第一线的一种机构。那么由于它具有这样一些功能，所以私募股权基金的收益率明显的超过了股票市场收益率，才被世人所青睐，那么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也是多样的，但是主要形式是有限合伙制，我们知道有限合伙制是在创业投资这样一个领域中创造并且发展起来的，而且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我们在研究创业投资，中国创业投资发展的时候，首先就接触了这个概念，那么并且一开始就为了推动在中国形成这样一种财产组织形式做了努力，那么这个努力形成了可喜的结果，2006年中国合伙企业法里已经公开的允许中国有有限合伙制。

　　那么这样一种有限合伙制它的好处主要是有三个：

　　一，它可以成为免税主体，这一点在中国还没有做到。

　　二，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架构中，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基金运作，而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的投资决策和运作，这就有效的杜绝了投资者对于专业团队的不当干预，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经常的事情，就是出资人经常要指手划脚，但是PE它运行活动在经济的第一线，它使用的是最先进的融资技术，面对的是一批最精明的商业人才，因此，它需要有非常优秀的组织团队，非常专业化的团队，这个团队的经营不能够受出资人的制约。所以有限合伙制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

　　三，有限合伙制的企业组织结构相对简单，支付成本比较低，就是比较容易成立，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有限合伙制成为PE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而它的组织形式不主要是公司，也不是信托。那么我们前面做过这个简单的回顾之后，就要转到中国，我认为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发展PE行业，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现在需要有一种组织创新，需要一些机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新的产业基础。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对这次危机的一个分析判断，因为我们认为这次危机事实上是一次经济危机，而且是一次长周期的经济危机，作为这次危机的基础的是上一轮科技创新的潜力以及耗尽，全世界都在等待着一轮新的科技创新，等待着这一轮新的科技创新把我们引领到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基础上去。

　　那么我们可以其实不妨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么我们用新经济来刻划这段时光，但是对新经济的研究还没有来得及充分的展开和深入，那么有了一次危机，也就是2001年3月，那么是以纳斯达克股市的狂线为标志，美国事实上已经进行了衰退。

　　我们总结一下这段时间的经济成长，主要有三个原因导致了它有这么好的表现，一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的高新科技的发展及其产业化，使得经济增长进入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第二是全球化国际分工重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极其低廉的成本融入了全球经济链之中，三是全球经济自由化使得经济资源配置更为有效率，我们认为在2001年纳斯达克股市的暴跌就以它特殊的方式宣示了上一轮的经济长周期增长已经进入下滑阶段，那么为什么没有很快引发全球的经济危机呢？是因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全球体系，使得美国得以腾挪，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就知道了，从本世纪初一直到2007年3月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小的地震是不断的。

　　对于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这是危机的集中表现，正是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治理危机的过程当中，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寻找新的科技创新，并寻找在此基础上展开大规模的创业活动的机制，奥巴马政府一上台改了布什政府的救市方略，他批准的第一笔救市基金，一类是金融救助，经济救助，一类是为低碳经济提供支持，其中所谓发展低碳经济就代表了美国政府为未来寻找科技基础的一个努力。当然对于这个事情现在还应当斟酌，因为我们的感觉像低碳经济什么等等，目前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发达国家挥舞下发展中国家的一根大棒，我们还没有看到明确的迹象，发达国家希望用低碳经济来重组它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它是不是能够构成新的经济基础，像上一次IT行业一样，IT行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这样一个低碳经济似乎还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更何况IT技术的推广和发展对整个经济是做了一种加法式的一个推动，就是大家基于它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如果低碳经济进入经济体系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一些印象就是它是做减法的，它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成本，生产定量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它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革命性的作用还是持怀疑态度，但是不管怎么说，它表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科技基础，没有这样一个新的科技基础我们经济的恢复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可以说经济已经最坏的时候过去了，但是何时重返持续长期增长的路径还看不到，这个路径要想找到就必须首先找到科技基础，我们知道中国在这次反危机当中显示出了非常独特的智慧，那么有两个明显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2008年的救市方案中就明确的有发展科技产业的方案，十六项科技专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集中推出的，原先在危机之前我们的专项都是一年推出两个、三个，分布在各个年度来进行的。那么为了应对危机十六项科技专项同时推出，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寻找科技支撑，增强发展的后劲。那么这样一种智慧近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2009年11月3号温家宝总理在其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五大创新产业，这个提法本身就非常值得我们琢磨，他很明确的说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科技没有新的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做不到的，这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一个理论逻辑，就是任何一轮经济危机总是由新经济、新产业引领而走出，并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的。

　　今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复苏靠得是传统产业。因此，我们并没有有效的使国家的产业升级、转化，尽管投资量极大，那么这意味着在未来科技引领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国家战略，那么私募股权基金在这里面有什么用呢？因为私募股权基金作为包含传统创业投资在内的新的资金运作模式，将为高清产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做出重要贡献，它的贡献最近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创业板上市，28家企业都是非常好的企业，都代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企业，这些企业无疑不是受到创业投资基金和后来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的，也就是说它代表了我们这样一个未来，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在内的资金运作方式发觉，并且让人们知道，而且让它产业化，它扩大化。中国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正式时候，我们正是需要有这样一批积极的投资者奔走于世界，去寻找好的代表未来的产业，去寻找科技和产业结合的方式和机制，让他们从根本上来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让我们未来获得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基础。

　　第二，我们需要发展PE是为了完善中国的融资结构，那么还是从我们这次危机的对策讲起，这次危机中中国采取了很多的对策，很多条，九条、十条、十四条、二十条等等，条条道路通投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投资来使得经济重回增长的路径，但是我们出了这样一个救市方略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现有的融资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缺陷很多，今天讲一个与我们发展PE相关的，那就是股权性资金严重不足，债务性资金占据主导部分，而这次危机大家知道，危机从金融角度来说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所谓杠杆率过高，杠杆率过高就是股权性资金不足，而债务性资金过大的另外一种说法，那么我用中国的投资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资金结构失衡问题来概括这种现象，就是说企业，中国的企业普遍负债率过高，中国的投资普遍是资本金不足，这就是说明中国的直接融资是严重存在着缺陷的。

　　那么一面有这样的问题，一面要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采取了临时性的办法，这就是几个月前国务院降低了很多产业的投资资本金要求，我这里用后一段话来概括这个事儿，美国次贷危机殷鉴不远，因此这个临时措施只能是临时性的，就是要降低标准，不要首付率，就是提高杠杆率，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能靠降低标准和增加风险来促进经济发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发展直接融资，但是一说到直接融资大家想到的就是股票，在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股票市场实际上是去功能化的，一分钱筹不到，中国所有的投资都是靠银行形成债务的方式来推动，危险性非常大的，很多人忘记了PE就是直接融资，PE所代表的民间的资本，它是私募，民间的互相投资，居民和企业间，企业和企业间的这样一种私募方式的相互投资，它就是直接融资，那么我们正规化的在股票市场上看到的这样一种直接融资可以发展的规模和步调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为了比较快的提高中国整个资金的这种自有资金的，股权性资金的比例，我们必须要大力比较各种私募型股权融资活动。那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当然要大力发展。

　　所以我们PE是直接融资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将有效动员民间资金，并为完善我国的融资结构做出贡献，而且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了解决我国资金结构失衡问题，我国商业银行也需要积极探讨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如何介入PE行业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钱很多，都在银行，银行出去只能是负债，它就提高杠杆率，这是一个死胡同，是一个死结，必须解开，解开的路径之一是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第三，中国为什么现在特别需要PE呢？是走出去的需要，我们知道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到了要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引进来，更需要走出去，那么走出去我们有些传统的路径，通过贸易，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通过什么投资，什么政府贷款等等，这些路径依然有效，我们依然要走，但是引进并大力发展PE这种目前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新的融资模式，来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具有一种积极和主动的意义，而且鉴于PE通常是和高新科技和新兴产业密切相关，基于这个平台走出去就更具有战略意义，它不是一般的投资，而是与高新科技和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投资。

　　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一平台，一方面引进国外的PE参与我们国家的金融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积极的介入到世界各国的比较前沿的经济发展领域之中去，这是这样，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发展PE，我们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讨论中国PE发展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这样三个要点。

　　那么一说到发展一种经济活动或者一种经济组织，特别是前面加了一个私人，于是政府部门就会比较警惕，于是监管问题自然就会提出。所以在后面一个部分我简单的探讨一下对于PE的监管问题，首先我们看到英美和多数国家政府对于PE的基本态度是三句话，不参与，不审批，不承担风险，让你自生自灭。那么所有如此是因为私募股权基金是比较成熟的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以及很成熟的资金公益者，在私下里经过密切协商，反复多次的讨价还价形成的一种投融资活动，所以这就充满了黑幕的一些活动，政府没有理由，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介入，介入是不合适的，对PE的监管，人们常常把PE和对冲基金等量相关，这也是有误的，对冲基金主要投资是金融产品，股权、债权以及货币等等，金融衍生品，而股权，当然私募股权基金它的主体还是产业，这些产业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会以金融产品的形式存在，但是它的基础，它赖以生存运行的基础，它赖以赚钱的基础还是产业的发展，对冲基金不同，靠的是价格变化。

　　当我们全世界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提出要把对冲基金纳入监管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看到说要把私募股权基金纳入监管，因为私募股权基金在相当程度上是实体面的经济活动，它无非就是和金融面密切联系而已，所以用全球都在加强对对冲基金监管为由来说要加强对PE的监管，我觉得是道理不充分的，那么国外的长期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所以我们认为对PE的监管应当适度。那么我们应当明确鼓励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中国来说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要区分它和非法集资的区别。但是老实说非法集资是什么，不容易说得清楚，各位知道我曾经货币资产委员会里面工作过，那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讨论到所谓非法的问题，非法金融、非法机构。

　　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提出，我说我们恐怕划一条界限，不能说一动钱就要你批，你不批就非法，那么广大企业的形成过程基本上都是没法让你批的，你也不愿意批的，你也不批的，企业形成过程就是这样，某些人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企业，找张三李四凑一个股份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企业，这种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被人们认为是非法集资，所以一定要划清楚一个界限，实践中的含义划清楚金融法律法规和一般民商法规的结合点，它的交界处在哪里，刚刚所说的所有这些活动，包括PE的活动是一般的民商法监管和保护的，不需要用专业的金融法规来进行监管保护，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发展中国的PE行业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并且要搞清楚，我想遵照国际惯例，也为了降低政府政策风险，作为长期发展的目标模式，对PE的设立可以实行分级备案制，并鼓励自愿接受监管。同时对于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特别是其中有国有资本参与的基金管理公司要进行适当的市场准入和信息报告制度。那么我们理了一下，借助我们方总他的研究团队，理了一下现在国内关于监管的很多规定，当然这些监管还是失之过言，我看一下比较具体的是证监会的，证监会它就比较明确说你私募股权的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你做什么事儿我不管，当你首购上市公司的时候我要管，当你要上市的时候要我批，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的条件下你说完全不监管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划分监管、不监管界限一个好的想法，另外在合伙制企业和非法人制企业，在中国现在规定没有法人资格不能开设股东帐户，这一点目前也有了突破，在日前通过的创业板的一些规定中允许和有限合伙制开设股东帐户，因为创业板中的上市企业相当多的是用有限合伙制结合起来的。当然我们对于中国的情况可以试点，在试点期间稍微严一点，但是应当逐步创造条件，让它过渡到完全的登记备案制和国际惯例接轨。

　　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需要有一些调整，这里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就是合伙企业法的修订案，虽然说已经公布了，但是很多细节那么还需要完善。

　　第二，关于税收的待遇和工商登记的一些安排还不够落实，特别是税收的待遇，税收优惠的待遇，避免双重征税的这样一些制度安排还没有被有效的落实。

　　三，中国在发展PE是要和社保基金、银行保险公司及现有的机构投资者密切相关的，那么这样一些机构如何进入，也需要有规则和监管原则。如果这几个方面，这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中国PE就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就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增长。

　　最后说到监管，我们要提到自律，因为自律也是一种监管，对于PE行业来说自律型的监管是最主要的形式，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自律性监管组织，比如说针对股权投资基金成立了有股权投资基金协会，首先在天津，2007年设立了，9月份，北京2008年好像是6月，上海是09年7月，先后设立了这样一个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这样一些协会已经有效发挥协调股权投资基金的行为，那么约束不良行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如果把眼界稍微放开一点，考虑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它的前身是创业投资基金，那么中国已经不止3个了，20多个，主要城市都有，主要是指的地方创业投资基金协会已经超过了20家，这样一些机构已经有效的发挥了自律监管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为了使得中国更加迅速的走出当前的金融危机，为了为今后的长期持续发展创造有效的基础，中国应当鼓励发展PE，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监管框架应当包含行业自律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

　　那么我简单的讨论就到这里，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PE这个行业在正常情况下就已经值得发展，那么在危机时代，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寻找未来增长基础的时候，尤其寻找发展，我们应当记起上一轮的新经济，从金融角度来说是创业投资提供的强大的金融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创业投资恐怕没有上一轮的新经济，那么我们可以以此而预言，我们私募股权基金会下一轮增长提供非常强的金融支持，在历史上它将是功不可没的。

　　谢谢各位。

　　主持人：下面有请全球新兴市场EMPEA主席Roger Loods做主题发言！

　　Roger Loods：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论坛！我们非常荣幸参加本次论坛！包括中国股权投资协会和北京股权投资协会，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机构，都对中国的股权投资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参加论坛，大家看一看日程，你会看到我们的日程非常的丰富，我们邀请的都是世界著名的股权投资的专家，所以你可能会想，你是不是不应该一个人说那么长时间，是的，我会说的短，我要跟大家谈一谈PE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在今天。

　　我首先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我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很久很久以前，1976年，我可以告诉你，我想大家都会认同这个观点，PE私募股权，或者股权投资这个词在1976年的时候，在中国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在几年前的时候，比如说你回顾一下，5年前的时候，如果当时我们也来中国开一次会议是有关中国PE发展的会议的话，我想当时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人参加，不会像今天包下这么大的酒店场子，五年前你看这个会议的时候，很多中国创业者不知道什么叫PE。在中国人当中有多少个PE的基金经理他们在做投资，投资一些中国优秀的企业，这样的PE经理很好，甚至连中国政府官员都不太了解一个PE给一个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发展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五年前开这次论坛的话，情况大不一样，五年前没有人猜测到在5年后的2009年居然开第二次的北京全球PE论坛的时候，有这么多全明星专家的参加，有这么多热心的参会的专家，而且他们都是真正懂PE行业的，在这么多短的时间人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行业，有这么多PE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对于促进PE的行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

　　尽管说PE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归功于在座的各位，但是也不要忘记股权投资PE仍然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尽管它成长的很快，PE在中国整个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它很多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我给大家一组数据就可以说明问题。比如说PE所做的投资，它占了GDP的百分之几，在美国我们来举例说，在美国是占了3.5%，当然你说绝对值的话就很大了，美国GDP总值很大，在中国近些年来PE发展很快，尤其在过去五年，但是在现在PE的投资占中国GDP的比例不到0.5%，这就是一个很低的比例。在中国的中西部大小的企业他们可能发展得更慢一些，除了是PE的资金，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或者中长期借债来推动那些企业的发展，如果要发展经济，要获得融资不一定总靠PE，可以去银行借钱，但是一个企业如果真的要成长壮大的话，可以有融资的渠道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我们西方国家。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会同意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在中国的话，企业所面临的融资渠道还是太小，不像西方那么发达。

　　中国有一些另类的替代性的融资的渠道，但是对那些中国中小企业来说，他们要成长、壮大的话，融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我说的是他们获得中长期的资金很困难，获得短期的贷款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想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中长期资本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才能帮助一个企业成长壮大，实现它长远的目标。所以在中国我们刚才讲了今天的状况还是这样，但是中国是对世界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对于PE这个产业来说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机会。因为对中国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要想获得中长期的资金，现在应该就是主要依赖PE了，依赖股权投资了。这就为股权投资基金带来了巨大的机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女士们、先生们！我这里做一个预测，你说让我做预测的时候，我总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我可以想到在五年前的时候，你都无法想象会在09年举办像今天规模盛大的PE论坛，有这么多参会的嘉宾积极讨论，我想展望未来的时候，五年之后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想想2014年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想到时候中国的PE可能会是有非常大的规模，而且有非常多的人参与到行业当中，而到时候我们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开这个会得时候，可能更大了，可能到奥运场馆去看这个会议了。因为我相信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对私募股权有兴趣，感兴趣，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希望。所以，在此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的协会能够作为大会里面的协办方共同主办这个会议，我们接下来希望能与我们在中国的朋友同行们进一步的合作，我们要感谢我们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还有北京市政府，还有北京的股权投资协会，我希望通过我们各方的合作能够进一步的开展我们中国PE的潜力，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接下来有请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备组组长邵秉仁先生做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邵秉仁：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就是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股权投资基金，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受着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我国的经济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由于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加大投资力度，确保经济增长，目前看已经有效的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势头，总体形势呈现起稳向好，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个季度数据看一个是投资，一到九月份固定投资资产增加33.4%，扣除投资品下降的因素实际投资增长高达40%左右。第二就是消费，1—9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增长1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

　　第三是进出口，1—9月份总的进出口额为负的20.9%，其中1季度负24.9%，2季度负的22.1%，3季度负16.5%。第四GDP，按照经济学一般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衰退的时候，如果连续两个季度GDP出现上升，就可以视为复苏，中国GDP一季度见底，增长了6.1%，2季度增长7.9%，3季度为8.9%，因此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经济复苏已经确立。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当前整体上看外需依然明显不足，外贸外资严重的萎缩，新增贷款增长过快，通货膨胀的预期加大。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增收增值的形势相当严峻，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利润指标继续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比较突出，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因此，巩固和发展起稳向好的形势相当艰巨，今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1—9月份GDP累计增长7.7%，其中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了4个百分点，出口则为负的3.6个百分点。投资的贡献率高达94.8%，在这种情况下，明年能不能继续保持今年的投资强度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是货币政策扩大空间缩小，1—9月份新增贷款是86000亿，今年新增贷款预计95000—100000左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至少是超过两年的，很少在一两年内完工的，明年肯定银行还要给这些项目发放新的贷款，即使零增长还要继续大量投放。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巨大，如果收缩贷款规模又担心产生烂尾工程，更担心引发银行系统性风险，这是当前两难的选择。

　　第二是财政政策扩张能力已经到达极限了，我认为，今年财政最大的特征是收入减少，支出增加，预示着明年投资后劲不足，财政收入以20%、30%的增长，今年结构性的减税5500亿，今年9500亿的赤字可能会超过，明年财政赤字也一定不会小。另外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地方财政的困难程度。

　　第三是靠消费和出口拉动，远水难解内渴，就是要提高收入水平，而提高收入水平涉及到缩小城乡差别，打破行业垄断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等一系列的深层次的问题，绝非短期能够办到，靠出口拉动世界形势非我所能左右，全球经济复苏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第四是企业经济效益欠佳，企业投资乏力，统计局数据1—8月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收入是1.6%，利润增长总额负的10.6%，应缴增值税增长负的1.8%，1—9月份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始终是负增长，分别为负的3.5%和负的19.6%。今年企业利润减少，特别是国有企业，必将减弱明年企业投资的力度，通过这些数据来分析，我们要控股复苏的基础，保持投资力度推动明年的经济还保持一个持续平稳快速发展。

　　最重要的我认为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进入到投资领域，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今天举办的股权投资论坛，探讨如何让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股权基金当中去，研究如何让这些股权基金在投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们要看到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中国的PE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从事PE投资的各类机构包括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还有其他的各类引导基金等等。从事PE投资的公司全国将近5000家，投资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众多方面，对促进企业的重组、兼并，扩大中小企业的资本金，完善金融市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首批创业板上市28家企业当中有23家都有PE投资，将社会资金引入投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认为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政府要明确在中国条件下PE发展的整体思路和政策，尽早出台能够规范统一市场的监管规则，其中有些问题则要从基础立法做起，中国的法规制定往往都是在实践之后，这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从中国的PE发展历史看很短，实践的程度也很不充分，所以说要想在一些立法、监管细则等等方面尽管拿出来，我认为很困难的，还有赖于PE的充分发展，再走一段再看一看，然后才能归纳出一些共性的问题，提出一个健康发展的一些基本的框架。目前看这个东西由于没有，所以既从好的方面来说可能政府不管，恰恰是民间资本包括PE机构发展最活跃的时期。但是也容易出现其他很多违规、违法的问题，比如打着PE旗号进行非法集资，比如有的PE机构实际上根本没有起到PE应有的股权投资作用，而是涉足其他的一般的初端产业等等问题。但是我觉得政府应该尽快的研究、关注这些问题，从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推出整体的监管细则，监管规则，有些从基础法律上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着眼于修改和确立新的法规。

　　第二、尽快培育更多的合格投资者和有经验的基金管理者，由于我们中国的PE发展比较晚，与国外相比有经验的既懂金融市场又懂实业投资的队伍太小，现在大部分的PE投资的机构管理者很多都是从投行转过来的，有它优势的一面，总体上看对于实业的投资把握，特别对于企业管理还真正有经验的并不是太多。在这个方面需要从实践当中和培训两个方面抓起，加快步伐使这支队伍迅速成长，这是第二个问题，要尽快培养一批投资的投资者和管理者。

　　第三、必须深化改革，包括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很多问题现在PE发展遇到障碍，实际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特别是在企业改革当中一定要打破垄断，真正实现各种经济成份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

　　从目前改革形势看，我认为垄断行业改革严重滞后，在所谓做大做强的口号下，原有垄断没有被打破，新的垄断又在强化。社会上还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就这个问题我想多说一句，从政府来看一直偏向于国有企业，无论从政策还是投资上，实际是偏向国企的。四万亿投资和8万多亿银行贷款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和国企，民间资本不仅没有带动起来，反而受到挤压，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形成的许多基本改革理论和共识，比如各种经济成份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论述，还比如主要是发挥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一般性竞争领域不要与民争利的论述，国有资本要从不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等等，我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基本上采取了国退民进的策略，抓大放小的策略，所以民间企业，民间资本迅速成长，如果现在返过来走，国进民退，实际上在理论上从党的纲领当中的一些共识出现了倒退。

　　说明这些认识，这些改革当中，我们30年改革形成的一些共识在实践中贯彻的还不够彻底，执行的不坚决，在不少一般竞争性领域当中，一些国有企业凭借先天优势和政府背景垄断市场，任意提高管理层的收入标准，甚至抢摊房地产，推高地价，不仅造成资产泡沫，而且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这种情况我想借这个机会我要呼吁，一定要坚持改革，这是我们30年改革取得辉煌成就最重要的经验。只有推进改革才是应对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措施，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保持投资强度，只有推进改革才会有股权投资基金的大发展。所以要想促进中国股权投资健康发展，我认为这三个问题是最关键的。

　　那么，作为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中国的股权投资协会自律组织将一如既往的为改善PE投资环境而努力，我们将积极呼吁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打破行业垄断，给民间资本特别是PE以更多的投资机会，我们将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加快发展PE的立法和市场监管办法出台，使PE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还要多组织行业之间的交流，以及研讨、培训等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我们也愿意与国外的协会和机构进行经常沟通，共同探讨发展监管方面的经验，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发展PE投资做出我们的努力，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为PE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我们非常欢迎各国PE投资机构共同参与中国的改革，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成果，谢谢大家！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论坛的主题发言的环节到此结束！请参会的各位嘉宾休息10分钟，10分钟以后回来继续下一个议程，谢谢大家！

　　大会主题论坛一：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中国PE

　　主持人：

　　一年前11月10号，我们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北京PE论坛，当时的会议题目是金融危机下的PE，那个时候国际金融危机已成定局，信心危机正在开始，事实上接踵而来的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的全球性的衰退，痛定思痛，现在有很多分析，比如说金融体系，特别是西方金融体系杠杆过高，比如说在金融创新和政府监管之间打破了一个平衡，也有经济学家说全球经济引发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那就是美国借贷消费，中国依赖进口，不管大家在如何理解过去的这一轮经济衰退，对于金融体系需要反思，需要改革已经形成一个共识，PE作为西方资本市场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没有免于其难。

　　据一些统计，从2007年PE的高峰到08年我们在搭理着灾难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发现西方发达市场PE行业从融资额到投资额都有了超过50%以上的回落，中国仿佛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中国PE市场是2000年以后才渐渐的开始发生，从2003年到2007年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到2007年专对中国的融资额和投资额都远远超过了120亿美元，2008年现在在我们做统计和清算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虽然融资额度有了很大幅度的回落，但是投资问题不大，到了2009年初，我们募集资金的额度仍然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但是融资额的速度却在提升，中国整个PE的市场在经历了这场危机的时候，下降的幅度远远低于全球，而现在信心基本恢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这个新兴的市场对PE的作用和PE的做法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最近新的创业板开盘，首批28家企业有24家在他们上市的前夕有VC和PE的支持。

　　当然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这28家上市公司平均PE现在还是在56以上，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07年的时候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大家惊呼泡沫将来开始不断的跟随着的一个景象，中国由于经济持续的快速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投资的热点和焦点，但是如何投资，如果在投资上获得相应的收益而不去陷入资产泡沫的陷阱，变成了一个焦点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坐在台上的六位嘉宾，他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专门介绍，但是为了使我们今天的话题，专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金融危机情况下的中国PE，我会一一的为他们每个人做一个引导性的介绍。

　　我们今天这次大会的主题和去年几乎相同，去年是经济危机下的PE，但是今年做了小小的调整是说在经济金融危机下的中国PE，所以今天我们想就世界引发对中国的思考，我想中国的PE市场起步晚，过去发展速度很快，我也相信今后的空间也很大，有一个统计，就PE投资额度占GDP的比例，美国是1.4%，印度是1.8%，而中国到目前为止有1.2%，这个也许就预示着中国的PE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今天的探讨模式希望比较互动，所以我会邀请两位代表从嘉宾里面来做一个引导性的发言，我会一一介绍其他的嘉宾，他们会做一个开场的告白，我们会花30分钟的时间由我来引导跟这些嘉宾做一些台上的互动，最后我们留半个小时的时间请大家提问，由嘉宾直接回答，我们到12点钟结束。

　　刚才我刚被告知，大家把问题写在纸条上，由工作人员把条子拿给我，我来代表大家跟嘉宾在台上提问，现在让我们转入正题，首先来跟大家讲话的是吴哓灵，吴行长，他现在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同时又是中国金融学会常务会长，中国会计学会会长，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吴行长有很多经历，是我们行业特别熟悉的一位领导，大家知道他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包括今后从立法的角度引导和保护这个企业辅助行业的发展做了诸多的贡献，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吴行长跟大家讲话。

　　吴哓灵：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能够出席今天的2009年全球PE北京论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这个背景下，召开全球PE的一个论坛，重点讨论一下PE在中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金融服务偏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这样一个本质，金融业在贪婪中制造了全球的泡沫，因而形成了这样的一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的金融和经济产生了重创。那么为了要让全球走出金融危机，我想让金融业回归对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应该是重要的措施之一。

　　股权基金，我想从广义上来说，它既包括VC，又包括PE，它是培育企业成长和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的金融活动，那么这次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指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那么在全球要想走出这样一个危机得到经济的复苏，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各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在所难免的，而股权投资基金作为对企业进行培育和提升企业价值的这样一项重要的金融活动，应该说在各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当中，在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当中将会发挥重要的做法。那么在这个世界，PE在它的活动当中我个人认为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全球现在流动性过剩，大家都在不缺钱的时候，PE要想选择一个好的企业去投资，其实比过去要更加的困难了。

　　我想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PE也应该坚守为企业提升它的价值，就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投资理念必须是我们所秉承的。我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呢？因为我看到很多的PE来到了中国，而中国也产生了一些人民币的，当大家拿着钱去找企业的时候，企业的谈价是越来越高，而PE在为企业进行访谈的时候，在决策的时候，时间是越来越短。那么就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投资过程当中对企业的审视不如过去那么谨慎，对企业的评估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我想如果这样下去在PE投资的过程当中要形成泡沫的话，就会断送PE这个行业多年来，由于自己的审慎的投资，由于自己对企业价值的培育所创造出来这样的信誉会受到冲击，所以我想即使是在钱多的时候，即使是在企业对投资人的挑剔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每一个PE的投资人还是应该秉承提升企业价值的这样投资理念来做好我们的投资工作。

　　百年老店只能够在用增值服务获取收益的双赢模式下获得生存，我记得去年在中国有一句通俗的话说的，VCPE化，PE泡沫化，我们刚才主持人先生也谈到了我们的创业板刚一上市市盈率就到了50多倍，上市之前到了50多倍，等到一上市有的高达100的市盈率，我想这些企业当中会有未来的有成长空间的企业，如果要想让PE这个行业更加稳健的发展，应该在审慎投资方面更加注意。

　　那么对于PE的监管，尽管在中国它才是一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前些年在中国活跃的都是一些外资的PE，本土的PE还在刚刚的成长过程当中，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全球的监管当局都在讨论怎么样来改进监管的问题，PE，就是私募基金也无一例外的列入了监管当中的视野，但是我个人认为，私募基金当中主要投资于已经上市的证券的私募，证券的投资基金和主要投资于未上市的股权的基金，他们在这个运作的方式和对市场的影响方面是不一样的。因而在监管方面也应该有所区别，今天我只谈一个观点，就是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我想它更多的应该体现行业的自律监管，因为一个国家监管的边界设在什么地方，应该设在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小投资人的保护上，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它所募集的钱应该是有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的钱，它所投资的还是没有上市的股权，因而它的外部性并不是很强，在这样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实行在监管当局发挥自律监管，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倾向，就是说股权基金当中有一些是并购基金，以并购基金杠杆收购为主的，我想在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检讨当中大家对高杠杆率是有很大的警惕的，而且有一些金融活动造成了重大的外部性，也来自于高杠杆率，因而我认为对于私募股权基金如果它要是通过杠杆方式进行投资的话，应该有杠杆率的限制。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在金融危机下，对于股权基金的一些看法和在中国发展PE之后的一点看法，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

　　PE在07年的时候全球总的募资额度第一次超过了所有公司在公开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募资的额度，从它的规模和影响力来讲这是一个十分大的行业，但是这恰恰又是一个年轻的行业，今天我们十分的荣幸的请到了一位和这个行业共同成长的年轻的创业者，大卫.鲁宾斯坦，他是全球最大的PE股权基金的创始人，他现在总共的资金管理规模已经超过了860亿美元，这是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在2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除了这些卓然的业绩之外，最重要的是大卫本人是我们业界年轻的元老，也是这个行业发展最重要的声音之一，现在有请大卫.鲁宾斯坦。

　　大卫.鲁宾斯坦：

　　这些投资公司的，而美国也成为最大的私募股权的市场，然后接下来紧接着就是欧洲私募股权的市场，但是在89年的时候，90年，还有2000年，还有2001年的时候，在这几次，从90年代开始这些私募股权指数的增长，它们增长的很快，然后又掉下来，掉下来了以后，他们增长很快的时候大家都忘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它们也销声匿迹，但是到了这个世纪初的时候，这个私募股权基金已经从美国扩散到全世界，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风尚，不只是欧美地区，而且基本上各地的区域任何一个地方的金融也都免不了有PE的存在，虽然GDP当中PE的占比非常小，但是至少看报纸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投资的金额，交易的数额，以及他们管理的这些资产显然这些数字看起来很大，使得大家家家户户都知道什么是PE，而且还有一些进行大笔交易的一些私募股权基金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些公司，但是在这种PE的这种风尚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那么它们在03、04、05年他们也许维持了他们的收益，但是到了07年的时候他们发现PE要投资也不知道到哪里投，而且要维持他们的利润率也很困难，所以这个差不多就有点像89年、90年代，还有2001年、2002年、07、08、09年，都可以说是一个整个PE的冬眠期，没有交易进行，没有什么大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当中也没有什么资本的进入，大家都在景观七边，大家都问PE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增长的势头，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这种景观七边的这种冬眠期，从05、06年、07年已经比之前的几年要稍微好一点了，西方美国，欧洲私募股权已经开始出手做一些动作了，开始做一些投资，他们很快开始进行退出，我们看到这几拨浪潮之后，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次冬眠期，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经验，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来重新解释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能够说这些所有的经济增长它是不会一直往上，往下的，还会有一个周期的，所以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做投资预测的时候必须要重新认识到这个经济的增长是不会一直持续的，必须要对经济的下滑或者衰退，如果要做杠杆的时候，它是有可能，因为杠杆的效果可能会让你跌的更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也许可以在经济上行的时候你可能做的这些项目比较多，但是你必须要透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只是在经济好的时候做多的投资，我们其实要把所有的投资平均的进行密切的关注，然后再做投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一看05年、06年的一些投资，我们必须要保证在势头好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项目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04年到06年的金融投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做PE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看到私募下行的时候，估值也下降，大家开始对这个兴趣降低，但是好像PE做好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对于这些基金市场开始不太关注。

　　所以我认为往往当经济不好的时候，西方首先他们抽出的资金市场的基金，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我们这种做法是错的，因为其实在市场上的资金，真正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抽出的这个钱，退出的资金不应该从经济市场退出，应该降低在这些发达市场的一些投资，而且事实上我们发现金融市场当中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当地的一些经验，一些地方的，一些各国的，更热衷于投资，因为从这次经验教训当中，新兴市场这些专业人才他们的技能也是很好的，所以他们更愿意进入新兴市场，那么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中国应该是现在所有新兴市场当中最受欢迎的，而且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受欢迎和最受投资者喜欢的一个国家，那么就在中国，中国的增长速度比所有发达国家增长速度都要快得多，而且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中国经济增长，这些PE使得美国的市场，这些企业发挥了作用，但是美国经济，把这些作为跨国企业，我觉得在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另外中国PE的发展，很多的一些政府，还有很多的一些PE，你们都有这种使命感，你们都愿意把中国的经济能够做到全世界最好，但是在美国的PE相对来说并没有这么强的使命感。

　　所以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至少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由一个西方人来论断说，我们西方人当中做PE是这么做的，那么你们现在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由我们西方人指手划脚这并不是非常恰当的，我认为很明显的是这些西方的这些PE的这些人，也许不应该提供太多的一些建议，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对中国的PE来说不要管西方国家PE做了什么，而应该想一想美国当时哪些没有做，或者我们做的一些错误能够从我们的错误或者是美国当时能够做的比较好的，犯的一些错误中国不要再发生，那么我觉得美国当时并没有很好的向大众解释PE的好处，对政府的工作做的也不够多，对媒体做的工作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加强宣讲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个中国可以加强与政府的一些合作，我们美国到现在PE才开始努力的跟政府加大我们跟政府的沟通工作，让政府知道我们PE可以发挥作用。

　　第三，我们当时在美国没有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投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维持我们应该遵守的一些纪律跟原则，而不要只是想说能够找一个很快就能推出的一个上市前的一个项目，我觉得更多应该做的PE的投资，应该是长期的投资，而不只是为了把一个公司包装好了做上市以后就推出。

　　最后一点我觉得在中国PE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应该要认识到PE对经济的确是有一股助力，而且一定要告诉PE的一些投资人，说PE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到底做些什么样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而且能够尽可能的透明。而且对大众进行解释，让大家来提供一些相关的研究，来证明说PE能够为经济带来什么样的贡献，那么我们美国到现在才体验到这一点，现在才这么做。所以我觉得中国的PE是前途光明的，我真希望我自己也能够在中国的PE行业当中，我相信中国的PE继续发展下去很快的就会融入全球的PE当中，几分钟以前我说过，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成为，至少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可以看到中国最强的经济体，我也相信中国的PE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闪亮的PE，谢谢。

　　主持人：

　　非常谢谢大卫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加了这么多的，给我们宣讲了这么多的内容，下一位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王忠民理事长，他代表的是中国社保，社保现在有将近七千亿的资产，其中从07年开始创立了一个新规，就是由20%的资产可以用于各类的直接投资，而其中10%是放在了支持或者投资于PE风险创投。王忠民理事长不光带领LP的机构投资者，同时他本人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十分关心，大家记得去年我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忠民理事长在这儿做了主旨发言，我接触中的王理事长首先是一个学者，他在中国的西北大学曾经任过校长，他同时又是一个官员，他曾经在山西省政府做过省政府的党组成员，秘书长，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理事长更多的是，我们叫PE(英文)，是一个专业的投资家，现在有请王理事长。

　　王忠民：因为主持人的介绍，使我想到今天的陈辞从配置开始，我们社保理事会现在获得的从法规制度管理角度看的资产配置是有20%的资产可以用于直接股权投资，另外有10%的资产可以用于股权资产投资，不是20%中的10%，而是20%加10%，这个帐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结合今天的会议主题是金融危机下的中国PE，我想在全球经历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经济也经历了一定的冲击，我们社保基金在满这个冲击下，社保基金的PE资产配置的时候是这样看这件事的。

　　如果全一类资产是社保基金全部资产配置当中的一大块，我们始终认为全一类资产被固定收益率的配置要高的多，在全一类又分为上市和非上市资产分为两半，像吴行长讲的是两回事情，在非流动性的，非上市类当中分为刚才说的两块，一类是直接投资，一类是股权资金投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机，股权资金投资作为一个小类的资产在配置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既需要在经济高涨时机配置股权类资金，也需要在经济低潮的时候配置，不是把鸡蛋放在一类经济周期当中。我们看过《潜伏》从投PE的角度看，从选时的角度看用选时运用PE，从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能力的话，我们是选择谁有这个时机的风格和能力，我们也需要在这个时机和他合作进行中国股权投资的实践。所以配置是我们这个时机有这个时机的做法。

　　我想说的第二点，投资领域都有一句话，说潮水退后才知道谁在裸泳，我们现在看到潮水退了就知道谁在裸泳，我们这个时候是比较信息更真实，信息更充分，信息更可比较一个时机，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有一定的时机。

　　有没有在构建起这样的团队和它的理性的认识，那想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应该纳入特定时机的特定选择标准，这个时机也给中国的PE提供了一些特定时机的条件，比如经济下滑时机，市盈率应该降低，我们在投GP，GP投上市企业的时候是一个讨价还价好的背景条件，这个时候可能使政府更多的考虑市场制度的改进，比如我们创业板就在10年磨剑之后开始了，退出通道显然多了一个，越多的退出通道对于PE来说只能是好事，不能是坏事。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特定的历史时机，特定的东方文化的背景。如果我们的GP投在公司里面严格按照公司投资的时候谈的协议条件去干这个时候的公司经济下滑、收益下滑的时候要不要按照法律条款把协议接触，让它破产呢？我知道东方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可以做短时间的让步，让大家在共同渡过艰难的时候渡过，东方的文化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相信在特定的时机有特定的投资模式。有了特定的投资模式，社保基金的配置在这方面必然向他流动，所以进一步阐释的是社保基金在09年PE的投资从未止步，可以用四加三加X来描述，四是已经投出去四家，三是已经选择三家正在做投资前的一些前期的工作和准备，X是从现在今天这个时点往后看若干年社保基金的PE投资从步止步，我们从步停留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

　　如果这个时机对我社保基金本身也是一种锤炼的话，在经济困难的时机，社保基金把自己投资PE的制度规章、流程、制度和选择PE的标准、尺度、理念重新梳理一遍拿出我们新的制度办法。如果这个时机也是锻炼社保基金，PE投资团队的历史不可或缺，永远在以后也会碰到的时机的话，社保基金这支团队也经历了这样的锤炼和成长，我想我们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社保基金PE方面的投资还比较满意，能够在周期不同阶段表现出我们不同的风格，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理事长，现在我们大家一块又了解到理事长还是一个电影爱好者，他提到中国最近著名的电视剧《潜伏》，为了节约时间，知道《潜伏》的人给不知道《潜伏》的人解释，这些就明白了。下面一位是强卡罗·马可，他是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的高级经理，中国的养老基金和美国的养老基金启动的时间差的很多，但是一个是规模很大，一个是速度很高，规模也很大，我相信强卡罗·马可他一定有一些感想和经验和我们共享，有请强卡罗·马可！

　　强卡罗·马可：我在中国入乡随俗，我也应该站起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所在这个组织的情况，我是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高级经理，每天我工作的时候，我都知道我的老板是谁，就是那些以后要退休的人，他们很关心，以后他们拿到多少的养老金，对于我们公共养老基金高级经理来说压力很大，这些老人辛苦了一辈子，怎么能让他老无所养了。我们加州养老基金在过去一年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现在好很多了，我们一共2500亿美元的资产，分配到股票、固定收益、房地产跟通胀有关的，也就是公共项目，还有PE，PE是90年开始的，我们现在一半投出去了，另外一半分配给PE的资金寻求出去，我们正在寻求这个投资目标。我们在亚洲很活跃，我们在90年代在亚洲活动了，10%的资本投给亚洲，很大一部分投到中国来，对于我们加州养老基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我们要知道中国、巴西、美国现在的状况，还有欧洲现在的状况，我们养老基金是很优秀的配置，我们关注整个世界，我们很看中我们养老基金的经理他们的风险的调配的能力，因为我们要找到最恰当投资的对象。对于我们加州养老基金的PE投资的话，一定要战胜我们要跑赢公开市场，我们已经跑赢公开市场，用十年，五年，三年的标准来讲，我们的在PE投资来讲都是跑赢了大势的。GP的投资来说，它其实能够把投资者，把基金的管理者还有LP的利益很好的协调起来，如果你是投资于公开市场的话，小股东的利益很多时候很难去测量和保护。但是在PE的话，每个人都在为被投资的价值增长和努力，我们加州养老基金的PE投资不错。

　　如果在海外投资的话，一定要了解当地海外的市场，而且在当地找的伙伴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中国很努力做自己的业务，我们跟中国社保和社保理事会都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会成为加州养老基金会很好的伙伴。我们本人知道有一个中国叫做机构GP协会，有来自世界250机构的LP作为会员，在中国作为加州美国一个养老基金，我们很强调沟通，这样我们才能更了解中国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基金带给你们，可以让中国的GP知道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和中国机构GP建立了合作平台，做了一些基础研究，我们加州养老基金在中国找到了很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也希望跟世界各地的伙伴进行很好的合作。

　　机构的GP的话，现在没有完全成长起来，作为整个PE行业来说不错，在PE的投资跑赢了大势，我们让加州退休人员老有所养，这就是投资，谢谢！

　　主持人：下面是常总！1979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亲倡导和批准了一个公司，就是常总任总裁的时间，常总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中信集团的身上，他到外面度假，去当中国建行的总裁，那个时候恰恰是建行去吸引战略投资者做制度性的根本铺垫的关键的时期，大功告成，又回到了中信，我估计是眷恋中信集团，怎么介绍常总呢？首先在中信集团旗下有各种各样的投资，有各种各样形式直接投资，除了中信资本，又有和绵阳组建的资金，我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中信就是一个大PE，所以今天我们有幸让常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常总请！

　　常振明：

　　谢谢主席先生，刚才听了几位的发言我也很受启发，那么首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中国的PE，那么中国的PE实际上PE大概有三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必须是有能够承受风险能力的投资者，在海外他们叫(英文)。第二，就是说必须是有一个成熟的非常专业的管理团队。第三，就是说PE的投资主要是投资到非上市的，因为私人股权基金投资到非上市的，特别有价值的企业。那么这三个组成了私人股份的投资，那么我想正好中信集团这样一个公司，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公司，在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我们有非上市的企业，也是PE直接投资的对象，另外我们也有管理的一个团队正在做一些PE。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参与直接作为一个投资者来参与PE，所以在这三方面的体会，我们也是很深刻的。

　　那么首先大的概念，我们觉得就是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那么这个PE实际上是在中国现在经济的一个转型期，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希望我们向内需方面增长的转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希望靠消费来拉动经济，但是在这些转型期，另外我们希望在高耗能等等的这些方面减少，内涵式的方向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时期其实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企业，就是一般的投资者非常善于发现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企业，实际上中国在转型当中的时候，对PE的发展实际上我认为那是十分重要的。刚才吴哓灵行长也谈到中国PE发展的重大意义，实际上现在的意义它是一个直接投资的方式，跟银行间接金融不一样，所以这样最有利于跟企业直接结合来在中国的目前的转型期发挥很大的作用。

　　那么从中信集团综合性的角度上来讲，现在我们中信集团综合性的业务全国按照发改委统计出来一共90几个行业的话，中信大家涉及到了50几个行业都有我们的投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实际上有很多行业我们是希望能够有很多的，很高的价值，或者有很大的发展。那么我想从适用法律上来看，中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适用法上，那么PE投资适用于很多的目前的很多的法律，但是现在有一些问题急需解决的，就是往往在筹措资金的时候，就是刚才我说的比较成熟的投资者对风险有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实际上对这个风险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另外一个是关于在团队上，本来是认为PE一定是赚钱的，但是实际上它是需要发现价值的，这个是首先的。

　　另外在管理团队上，在专业性，实际上我们被投资的企业有了PE的参加以后，实际上可以改善它的很多的经营管理的一些手段，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等等，能够有助于它的发展，那么在中信主要是从集团下面有几个部分在做直接投资的业务，一个是中信资本，一个是中信证券下面的绵阳基金等等，还有中信信托的锦绣等等1号、2号、3号一些投资的业务，我想强调一点中国的PE比较不但是国外的资金投到中国，中国的资金，PE的资金能够投到外面去，这个尝试可能有助于中国现在鼓励的走出去的这么一个方针，比如说我们中信简单的例子，我们中信的资本在海外的投资，它有一个日本的基金，还有美国的基金，还有其他国家的投资基金，包括哈萨克斯坦的，那么实际上很有助于中国走出去的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这个杯子，我曾经送过我们很多的领导，因为我们在日本有一个投资，因为这个杯子上面写着它是日本制造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基金占90%的股份，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很多现在说中国出口比较多，贸易顺差比较大，但很多在中国制造虽然上面写着中国制造，但是实际上不是中国制造的，是PE，或者是外资企业在制造的这些产品。那么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些很好的我们的管理团队，能够在海外发现一些价值比较高的企业，这样也有助于中国走出去。

　　那么现在我们的基金实际上中国的私人股权基金今天已经发展到目前，实际上是刚刚起步的这么一个程度，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后私人股权基金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使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有价值的企业在经济转型当中的一些，比如清洁能源等等，比如生物制药等等的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发现。

　　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

　　到08年底中信集团总的资产已经超过了16000亿人民币，08年是一个艰苦的年份，他们仍然创造了多于140亿人民币的净利润，所以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的角度中信集团可以说是我们都学习的榜样，谢谢常总。下面一位是Roger Leeds，首先Roger Leeds他是一个学者，他是(英文)大学的教授，同时是宾夕法尼亚商学院(英文)的兼职教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MBA的兼职教授，我认识Roger Leeds是因为他在做义工，就是他做了一个非盈利组织叫做新兴市场PE协会的主席，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想法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新兴市场有PE，但是(英文)成立的时候新兴市场是不是能够有PE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所以我们请Roger Leeds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后会是怎么样，因为你一直在做预测，就请您再继续预测。

　　Roger Leeds：

　　谢谢赵先生，当我一开始担任，我每一次戴上这个教授的帽子，我经常发现大家对于PE有很多的误解，尤其是PE投资到，在发达国家国家的PE跟新兴市场的PE大家还是有很多误解和不了解，所以我要提一些想法，也许在座的各位不一定同意，但是我认为投资像中国或者其他新兴市场的这种PE，他们这种资产级别是与投资发达国家西方国家的这些PE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资产级别。

　　但是那是因为它的风险所面临的机遇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程序是一样的了，我们一开始做投资，做调查，会经过谈判、估值，然后事后进行评估、管理介入、最后退出这个程序是显然的，但是光是这种类似信息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的PE跟在中国还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我觉得新兴市场的PE与发达市场的PE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中国的PE，还有中国PE的一些操作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想到在西方国家比方说像凯雷，这样的西方国家的一些PE基金，它们的基金规模是数十亿美金，数十亿美金并不代表它好，或者是不好，只是说他们的投资额每一笔交易，每一单的金额是非常高的，就是他们在中国要看到这么大一单的这个交易可能是比较不太容易。

　　所以在中国PE的这些相对来说每一单可能会比较小。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西方的这些交易，他们有些未必是完全是PE的，因为有些PE它其实是把这些上市公司给拉下来，让它下市，这跟我们传统想象的在中国的这种PE是不太一样的，中国永远是把一个未上市的公司做成上市，但是在国外会把上市公司做成私有公司，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在中国的私募基金还有其他新兴国家的私募基金做的杠杆非常少，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放贷的市场不够，但是在西方杠杆基本上融资的渠道是非常丰富的，在国外做这种杠杆收购70%、80%的一些公司并购其实都是用借来的钱做并购的，当然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们都说很好，钱借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买，四两拨千斤，但是到了08年、09年的势头，放在市场紧缩的情形这种杠杆就不好做了，因为它的收益会是非常少的，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

　　另外一个就是在发达国家，我们看到PE它更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尤其在新兴国家，中国和新兴市场，如果你跟中国的一些基金管理员他们会说钱很重要，但是钱不是所有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资金注入过程当中你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是把钱投到一个公司当中透过双边的合作，这些PE还有公司的创始人，公司的管理层，几方之间努力的合作，齐心合力，把这个公司做的好，这是最终的一个成功退出的最重要的前提，所以PE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就在于创造价值，我认为在发达国家当中这种价值创造其实是更明显的，所以这两种不同的PE之间的比较，我觉得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要简单的把这个中国跟西方的PE混为一谈，那么另外当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时候，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因为在中国人才严重不足，就是在各个层面我们都很难找到有能力的基金管理人，他对某个行业有专门的了解，而且光是要累计他在行业的经验就要花好长的时间，然后再让他作为基金经理人需要的时间更长，那么所以我们对于专业经理人公司理念，就是背投公司理念它的管理层也是极度缺乏的，另外公司企业管理治理在中国相对来说，不仅中国，其他的新兴市场当中也只是刚刚开始，所以企业的这种透明度，还有披露，还有会计等等，种种的操作，在新兴市场当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才能够追赶得上发达国家这些企业的水平。

　　另外一个我们一定要讲到的就是退出，因为没有退出就没有PE，我们必须要有退出的机会跟渠道，我们现在深圳有了创业板，所以的确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是即便如此，在大部分对于中国的PE经理人来说退出仍然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所以这个仍然是我们比较顾虑的一件事情，比较值得担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的确西方的PE与中国的PE是有一些相同性，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过渡的简化或者是把它混为一谈，而我们应该要关注中国的PE与西方PE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就是这些差异使得你们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主持人：

　　我已经收到了很多台下听众的问题，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做一个动态决定，就是我本来准备想提的问题就不提了，我们就直接提大家提的问题，我请求各位台上的嘉宾做一个比赛，用最短的语言来回答最多的问题。我们下面的模式是我来代表听众提问题，时间有限我会指向性的把这个问题提到某一位嘉宾，但是大家也欢迎用简短的方式来抢答。

　　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大卫，这个问题问的就是中国的PE已经受到大家的关注，您刚才也提到了所有全球的PE好像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市场，我们是不是现在在中国的面临的状况就是钱太多，项目太少呢？还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以后的估值接下来会越估越高，估值太高了以后项目最后反而没有回报，没有利润。

　　请回答。

　　大卫.鲁宾斯坦：

　　我觉得每一次，当然钱多项目少的时候总是有可能导致估值过高的情形，我觉得中国要避免这种估值过高的现象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让大家遵守纪律，因为每一些估值或者每一个项目总有一个门槛，就是它的倍数做到多少的时候，你超过这个接下来就不值了，这个项目就不值得做了，所以为了避免中国有这种泡沫或者是再回到我们07年、08年这种泡沫的现象，我们也许就应该关注一些小的、中型的一些项目。因为中型跟小型的项目它就应该要根据它务实的这个规模，实际公司的表现来进行投资。现在有一些西方的基金也进入中国，也有一些中国本土的一些PE，那么中西方的PE也是一场混战，有时候所以当然没有说完美的这种解答，要进入一个市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团队当中每一个团队的成员都是中国公民，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说即便是对于一个西方的PE团队来说，虽然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团队当中有自己中国的团队来避免出现这种大家抢项目造成泡沫化的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避免，每个人遵守纪律在做投资的时候，来避免这种泡沫的情形出现。但是我认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项目是可以选的，如果你要等着投资银行来给你一些项目的话，那么你出手就可能太晚了，你可以看一看其他的大城市，不一定只看北京或者是上海，然后自己积极的去寻找这些项目跟背投公司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些公司可能投资的价格估值会比较合理。

　　主持人：

　　谢谢，下面一个是请吴行长带头回答的，就是如何对PE进行适度监管，特别有一个例子，如何看待现在创业板过渡炒作的问题。

　　吴哓灵：

　　我想对于PE的适度监管，我想主要的就是应该统一法规，分类指导，所谓统一法规的意思，我就是说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在什么叫私募股权基金这个私募的这个界定上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既然是私募它就有一个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就是管理人和被投资方他的一个合约，怎么要约定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三，就是说作为PE，就是股权投资基金，它的最基本的信息披露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怎么样来披露。第四，这个行业我个人一致认为应该是由行业自律管理的，那么这个自律管理它作为一个协会来说，它是应该怎样来定位的，我想如果在这四个方面有一个统一的法规的话，最好实行分类指导。

　　那么就是三类，第一就是玩少数人的小钱的PE和除了要管少数人小钱以外，还想管公众机构钱的PE，那么就是说想要社保基金的钱，养老基金的钱，国有企业的钱，金融机构的钱，如果你想玩这些个大钱的，那么你在PE的指导上头要更稍微严一点，但是我认为这应该是通过行业的自律来管理的。第三类，就是除了你要私人的钱，还想要政府的钱，希望政府来扶持你指导你的，我想这应该到政府的管理部，这类的PE应该更多的也要接受政府管理部门的一些指导，这就是我对这个适度监管的一个想法。

　　那么对于现在我们的这个创业板的企业被过渡炒作，在PE进入的时候很多的企业的溢价是非常高，估值有点过高了，怎么来加强监管呢？我想应该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监管当局来说，应该对投资者有充分的风险提示，我想证监会已经做了。第二，应该对交易规则有很好的规定，证监会也做了。第三，应该是政府提供一个比较适度的宏观环境，也就是说中央银行不能放水太多。世界上如果流动性太多的话，到哪儿都会股出泡沫来，因而政府需要有一个稳健的宏观调控的环境。第四，任何一个监管当局都无法来规范每一个投资者的行为，投资者只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就是说中国的古话叫做不吃梨子不知道梨子的味道，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最后还是投资者自己的实践能够来避免过渡的炒作。

　　谢谢。

　　主持人：

　　谢谢吴行长。

　　王理事长去年您在首次大会做主旨发言的时候做了一个现在看来像神仙一样的预测，您说，那是11月10号说经验证明，拉动内需最具成效的方法为投资，预期将对经济产生很好的保增长的作用，然后不几天之后我们就有四万亿的拉动，刚才讲到明年的经济形势可能还需要经济拉动，但是银行开始担心它的债务质量，政府的财政也渐渐的趋于枯竭，我又注意到您和社保和美国最大养老基金最重要的区别是它在边去投资，边去付钱，那么多退休的员工，每个月指望拿着他的钱去养老，而您这儿是世界上几乎唯一一个只进不出的基金，作为一个战略储备，况且底下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10%的划转，仿佛又源源不断的给你提供素材，包括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您也可以回答，那么存量是不是也全部找后帐，全部划一把。我想结合一下就是说今后是不是社保在支持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投资者，特别是GP更多程度上去做股权投资会起到一个引领性的作用。

　　谢谢。

　　王忠民：

　　你换这个题目让我很难聚焦，所以问了好多，从中国经济成长的现在目前看还是以投资作为拉动GDP较高份额的角度看，那社保基金在投资领域当中做更多的事情是吻合这个主题的。但是我们也是更多的往启动内需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是往更能启动内需的投资方向上去推动这样的事情。那么社保基金在和GP之间的互动我们社保基金始终是看待中国的GP市场在迅速的成长，特别是人民币的GP管理基金公司也在迅速，乃至于神速的成长，它管理资金的数量，以及形成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类型也在扩大成长，我做一个跟大多数人不同看法的一个观点，近三年内可能LP还有优势，因为GP还想获得更多的资金去投资，抓住目前快速经济增长的机遇，如果过了三五年之后，LP的这种优势可能渐渐就会消失，市场上将会表现为LP对GP而言不差钱的一种理事现象，不差钱，一方面就是刚才大家问到境外资金是到中国来寻求市场。

　　另一方面不差钱是中国的社会财富积累在资本当中的不同渠道，都会拿来投资，现在表现为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肯定不会自己直接去管，而是拿出来的盈利部分做LP去找别人替他投资，而中国的大型的养老基金机构，类似于我们社保机构，还有其他的投资基金，类似于中信也不一定完全自己直接投，也都是找投资者，中国的国有企业未来如果不是自己投，而是拿出来做LP，做投资选择GP的话，不差钱必须对应的是一个成熟的有经验的，可以帮大家把投资做好的GP市场的丰富发展，社保基金愿意在这个时期和未来一个时期都能够做的看得清楚，做的准确，获得对社保基金责任的回报。

　　那么具体到我们社保基金从市场上划了一些股票来，能不能还划存量，目前还没有提议，因为存量还远着呢，目前是想划少一点才是以每一次上市的融资额，由这次上市当中的国有股权来担当把这10%划了，存量，增量才划10%，何谈存量，这样一个划存量的问题还很远，我希望在座的各位经常呼吁这件事情，另外就是说关于一划股权以后，还有退出以后，这10%都划给社保基金是不是会影响到GP或者其他方面的发展，我想所有，我们社保基金是坚持一切事情以社会经济发展，以各方的利益平衡来推动市场发展，有需要讨论的地方社保基金会积极讨论，有需要做出某方面的建议和方法上的改进的地方，社保基金也会积极去做这样的事情，暗含着这样或者那样政策的可讨论空间。

　　好，谢谢。

　　主持人：

　　谢谢理事长，常总在我学习您的履历的时候发现您是哪里有危机，你就在哪里出现，2000年的时候中信嘉华银行出现了问题，您去把它转过来，刚才讲了建行需要重组，您去把它做起来，当然最近发生的中信泰福您又挺身而出，听众里面有很多问的一个问题，您可以回答的就是关于国进民退的问题，国有企业管的这么好，赚那么多钱，再加上这次的刺激导向于国有企业为通路，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担心，会不会以后私营的和民营的企业不再受到欢迎？

　　常振明：

　　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国家的宪法上也规定是多种经济形式的这么一个体，包括个体经营和股份制，所以实际上我自己有不同的解读，裹腿民进，因为我感觉就是说首先国有企业的概念，还有股份制企业，里面国有企业占股份的比例这样就变成国有企业，或者是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别清晰的，因为既然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其实主要并不是国有企业跟私有企业，而是竞争，而是靠资源分配和效率，靠竞争来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体制。我觉得就是竞争性哪个强呢？那么就是由这个企业来代替。

　　比如资源分配的方式，整个经济体的资源分配方式，主要还是靠市场来分配，这个市场来配置资源的这个基础没有变化，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我们考虑的一个点。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和其他的来分配资源的方式，这样来运转经济的方式，靠市场、靠竞争，我想这是我们主要考虑的方式。所以至于国退跟民退等等的方式，实际上我觉得只不过是一种形式。

　　那么我想就是说在特别是在PE当中，有很多的投资者在投资到PE当中，他希望是做，有的投资是被动的管理，就是说我投资只是一个金融的投资者，然后我参加一下董事会，或者说我不参加董事会，我看看它的资产负债表等等的，那么从中信集团公司以来，包括我们下边的投资基金，基本上我们主要采取的方式都是直接参与经营。因为不直接参与经营我们不了解，我们投资的对象的情况，而且也不能掌握他的情况，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源来帮助企业做好，而且施加我们的影响力，就是刚才Roger Leeds讲的有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投资到哪儿，我们是希望这个企业能够强大，而且这个企业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我们一个最基础的点，如果企业我们能够通过我们整个的资源的配置，能够使企业的价值得到提升，能够使企业发展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所有投资的一个最基础的目的。

　　主持人：

　　谢谢常总，我们时间的关系做另外一个试验，一个问题两个人回答。那么Roger Leeds你们两个人都来回答，一个就是GP和LP，那么在传统来说，至少在中国来说谁有钱就应该是负责起责任去管好自己的钱，或者有权力支配自己的钱，但是你说我们投资者要把钱交给GP，让他们去管理，而且赚了钱大家还要分成，这可能很不符合我们传统的理念，Roger Leeds您给我们介绍了GP、LP产业的历史，你说采取这种模式是最好的，能不能再说一说？

　　强卡罗.马克：

　　我觉得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历史，比如说看一看我们加州的养老基金，那么我们是直接投资者，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直接投资者，我们直接去买上市公司的股票，此外的话我们也购买一些固定收益的金融产品，购买比如说各国的公司的证券，就PE来说，我们加州养老公司一共有16个人来管PE方面的业务，所以你说16个人，你说16个人能够很充分的去去投资，而且的话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而且获得喜人的业绩，所以你没有办法，你只能依靠第三方来帮助你。而且的话我们加州养老基金肯定是长期眼光的投资者，比如说刚才大家谈到说应该有一种形式，一个基础，这样的话让PE做出正确的投资。

　　那么就加州养老基金来说，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的资产，我们当然跟其他的还有其他的LP了，其实我们是跟GP一起合作的，然后定下合作投资的目标，比如说投资于某一个地区的一个私人企业，还是做杠杆收购，那么在跟GP的合同当中已经清楚的说明了这个资本应该怎么去用，怎么去投资，或者在合同当中它有一些对GP的限制条款说你不能投资于哪里哪里，比如说GP不能去投资于房地产，如果是PE的话，如果是收购基金，不能收购那些早期不成熟的技术，所以的话LP是有机质去控制投资的，当然你要依靠有经验的GP去管理，如果GP有内能力，而且合同进行约束的话，你大可放心我们直接投资者，我们这些LP就高枕无忧了，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给他分发了我们投资的指南和指引，这里一定要有相应的治理的结构，要有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投资度很高了，而且我们的监管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的话LP跟GP是签署了协议，签署了合同的，所以的话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合同已经说明了GP不能做。

　　Roger Leeds：

　　我们刚才说PE，它在不同的国家也许一些具体的运作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和在中国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我想在未来两年应该会越来越融合，因为到目前似乎中国的LP有限投资者好像还不是很相信那些合伙人GP，不太放心把自己的钱交到GP的手里，让GP去帮你投资，与此同时，这些LP本身又不参与投资的决策，但是要达到这一个境界的话，一定要有充分信息的披露，但是你还是应该放手的让GP去做。

　　我想之所以人们说基金行业应该是LP和GP，这当然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一种框架模式，因为通常LP来说它手上掌握的资产很多，它要分配很多的资产，那么你光是十几个人，比如说像加州养老基金，就十几个人不可能做的到，你不可能有人什么行业都懂，但是GP他肯定比你懂，当然我们LP我们这些有限投资者也应该有一些专长，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既然给钱给那些GP去做事，你就应该放手的让GP，那么对LP来说你应该要对GP进行尽职的调查，就是他们的投资项目，而且要确保他们有充分信息的披露，而且的话要定期的跟你的有限投资者GP进行对话，从而确保GP没有违反投资协议，而且没有违背他们之前的诺言。

　　但是如果LP有限投资人是想直接的去管GP的事情的话，日常的事情，那是没有用的，而且是适得其反的，而且的话应该说也不符合LP的能力，我想在以后这一点应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也就是在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会更多的采纳西方国家成熟的做法。

　　大卫：

　　我可能是坐在这里唯一的GP了，我要辩解一下，他们说的话我都很同意，我们GP的话肯定在某一个领域有专长，我们的专长我们知道在这个行业怎么去投资，怎么去监督，怎么获得好的投资的回报，当然GP它也应该要获得报酬才行，对那些LP有限和投资者，如果他总是对GP抱有疑虑的话，那可能最后GP都不想帮你干活儿了，在西方还存在法律责任的问题，LP如果非常积极的干预GP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是LP违反了有关的合同，违反了有关的规定，所以我就在西方这种体制，当然有一些缺陷，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GP也有自己的激励机制，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LP要确保你设立的激励机制符合双方的利益。

　　主持人：

　　我来说一组数字，作为我们这次盛会的结束语，事实上PE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行业，它很年轻，但是规模很大，有生命力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到目前的历史证明，PE回报高于公众市场的回报，用五年的统计，这是全球大致的数字，过去PE的回报率最好的，我们说最好的，刚才大卫讲的，25%的PE回报率多于20%，而同期公众市场的指数是在5%到9%左右，十年更是如此，所以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证实PE还继续会有生命力。

　　好了，没有不散的宴席，让我在这儿感谢我们的听众，认真的听取和提取问题，我也想借此机会特别感谢北京市，感谢我们协会，感谢(英文)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最后让我代表大家感谢我们的嘉宾，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下午的会议开始！我们下午的嘉宾有些变动，保监会的研究部的主任周主任，他临时被叫去开会，他向各位表示歉意，我们就把徐红江小姐抓过来了，她对基金很有研究，所以研究LP、GP也是很好的人选，我们下午的会议，咱们是不是生动、活泼一点，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LP也好，GP也好，主要的法律的形式就是有限合伙制，今天上午李扬先生讲的非常明确，有限合伙制，必然牵扯到LP和GP的问题，无论是监管者讲监管，市场运作者讲契约原则，说了半天也是LP和GP的关系，这是同公募基金最大的区别。LP和GP很简单又很复杂的关系，这几年成为业界讨论的话题，中国有几个学者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写了一些文章，我还看过像LP和GP的距离美。

　　北京大学的金融系主任就讲过，PE有几的含义，LP跟GP的私下协商，不一定基金发起成立不一定可以改变，随时可以改变，私下协商好了，就可以作了，这里面牵扯到很多文化问题，吴晓灵主任讲过多少次，中国最重要的建立信托文化，要有委托制的概念。牵扯到LP怎么选择GP呢？GP怎么看LP呢？咱们怎么共同看投资市场，都是很专业的问题。LP也好，GP也好，他们基本特点都是有经验，或者叫老道的投资者，有经验的投资者，老道的投资者也好就表现在我们今天所邀请的嘉宾，我们很快就把话筒传给第一位要给大家做发言的，就是金立群金先生，他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他的履历太完美，太漂亮了，经济学出身，英文在财经界无人能及，做过财政部的世界银行司的司长，两度在华盛顿出任中国驻世界银行的理事高级代表人物，也曾经任过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现在是中国投资公司，就是咱们所谓的主权基金的监事长，他在财经界渊源很深，而且理论功底很深，我们先请他给我们讲一讲。

　　金立群：谢谢方总，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我想先就几个问题发表我的看法，几位讲完以后，我想更重要的是互相交流，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虽然PE投资应该说在国际上是盛行多年，实际上在中国来讲历史并不是很长的，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东西。可能几年以前人家也很少去关注LP、GP这些，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开放是需要我们的PE的投资的，现在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已经有良好的发展的势头，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这个会开的很及时，我想讲几点，跟这个有关系，第一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一些基本的启示，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去年我从亚行回来，回来以后，8月1号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接下来就是各种各样坏消息，所以经历了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大家对危机的估计持续的时间都是很悲观的。

　　一年以后，大家看到这个危机基本上对坏的已经过去了，不管对恢复的强劲情况如何，或者脆弱程度如何，反正大家基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基本上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看法对我们实际投资有影响吗？我认为有影响，每一次危机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过分的夸大它的严重性。比如说去年都说这次危机比1929年的危机还过之不及，我在会上说1929年的危机是历史，现在的历史是现在进行时，可以把现在进行时跟过去时进行比较呢？我认为这种结论下的太快，更没有看到国际上一致的行动，各个主权国家采取的应急的措施，这些估计会对我们很多投资者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我想讲的第一条作为PE投资者一定要有独立分析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的能力，最近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欧洲有一些投资活动已经摆脱了机构，投资者也不听机构给的建议，就是通过我自己的研究能力来看我该不该投资。因为世界上有几大咨询公司，他们在1997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平时说这个国家很好，结果出现问题了，你这是雪上加霜。

　　但是大家也知道很多投资者，不看投资级别不好把钱放下去了，现在出现很多新的情况，就是自己来估计投资项目的好坏，或者伙伴的信誉程度，通过自己的分析，不再听信一些机构的分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趋向，对于搞PE的人来说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见得你要成立一个强大的团队来分析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有一些可行的办法。

　　第二，这次恢复来势比较快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防止可能过分的乐观，因为经济的情况到底恢复的势头是不是非常强劲，这个东西不太清楚，因为有些情况还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大家知道美国的失业率比较高，9.8%，9点几，快到十了，金融系统他们的利润有很大的好转，但是失业部分没有明显的起色，这个情况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实际的投资它的结果可能还会有所波动。我认为现在要防止另外一种变化过多的乐观。

　　特别是最近大家讨论比较激烈的，就是政府什么时候退出？我看到的情况，大家都认为包括我们央行认为说不能过早的退出，现在等于说病人不是太好，还要在医院躺几天，另一个政府不退出，待的时间长了，对通货膨胀压力多大，也是一个担心，我想回到我们题目上来讲，我认为PE作为投资者一定要有自己分析市场，分析你投资的部门，甚至一个具体到一个企业的能力，我认为这个方面是不是有更好的合作，或者能够互相之间取长补短形成研究的能力，这是新的形势给我们的要求。

　　第二，要充分的认识到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PE是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应该说因为我是中投公司，主权财富基金，我到中投一年多，我也接触了很多人，其他的财富主权基金，私人的基金，包括其他国家的政府，对于我们主权财富基金是很多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比较矛盾的，我们用你的钱但是非常担心，担心什么？比如说你会不会对我们所谓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你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控制我们自己的企业，我认为这些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这个过程中间也说明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愿意跟其他私人基金一起很好的合作来进行投资，但是这个危机至少是很多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和人民感觉到PE和主权财富基金都是稳定经济和金融的重要的力量。

　　我先说到这儿，然后有问题，我一会儿回答大家的问题！

　　主持人：姜还是老的辣，先开始把大势说清楚，然后对GP提点要求，人家都关心你，你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你也讲了主权财富基金跟PE都是稳定经济的投资者，人家很关心，你得准备准备，人家问你中投是不是有意作为LP投资一些好的GP公司，一会儿再说，我们请衣锡群先生来讲，这几年来他漂亮的转行变成一个博威资本的主席，我们想请他讲讲他的体会和诉求！

　　衣锡群：谢谢主持人给我们安排这么一个时间，让我有机会给大家多少介绍一下LP和GP结合的模式，这是北京市正在筹组的股权发展投资基金，今天上午大家都听到了黎晓宏秘书长在致辞的时候，北京市股权发展基金的总体的构想，他简单描述成1+3+N的格局，1就是我和我的团队正在筹组的股权发展基金，这个基金的管理公司已经在9月底在郭市长的主持下完成了创立，我作为基金的负责人带领我们管理团队着手推动基金后续的各项建设，力争在年底前后完成基金的正式设立，我们基金的宗旨我想可以概括成四个字“支持、参与、引导、共赢”，支持，我们要以LP的方式支持这些基金创立人民币基金，催生真正本土化的基金的创立。参与就是在谨慎和及其必要的原则下不排除和其他基金参与一些项目的投资，这是非常有限的。“引导”作为基金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个条件，我们想我们的资金也将审视吸收得到我们资金支持的在北京市的投资意愿和实践能力，以此来体现我们引导作用，当然这种引导作用，将最大限度的尊重资金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我仍然认为一个地区，包括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和产业格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并非政府能够决定的。但是我想政府仍然采用PE的方式，以一种市场化、商业化方式发挥它的引导作用，至于它的效果我想可以交给实践来检验，共赢我期待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能够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进展，从而使参与这个基金的各个主体的利益能够得以实现。第一就是为北京市加快金融产业发展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北京市产业结构和良性发展做出我们贡献，使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能够从中受益。

　　共赢第二点体现，积极参与人民币发育进程，成为一系列有志于成为本土化基金的团队合作伙伴，真正意义的本土化基金，我想正逢其时，当本土化基金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以后，若干有影响的基金能够回顾起他们初始的阶段，提到北京市股权投资发展基金作为最初的LP参与了他们基金的筹组，我们会感觉非常欣慰。第三点体现向我们投资人我们将尽职管理他们的资金，并使其获得预期回报。

　　我同样相信通过30多年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进程，政府包括各级政府对于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认为通过PE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的传统方式来实现政府特定的投资目标和投资意图，这样一种做法本身体现了政府在认识上的提高。必定主权基金始终活跃在资本市场上，包括金先生参与的基金，我期待中国的政府也能够通过这种一次一次的市场化模式的选择，最终走向市场化、全球化的不归之路，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发展的基金在国际上的模式是一种LP和GP很完美的组合，大家关注像北京市政府主导的基金是不是市场化运作，本身是不是按照你的组织结构是不是能够更市场化一点，可不可以引入有限合伙制的体制，大家也在关心和注视，同时有人建议社保基金是不是把股权投资部门转变成一个发展的基金，不用事业部来管理，上面有一个理事会，下面管若干个发展的基金可不可以做一些改革，待会儿我们继续讨论，下面我们有请张懿宸张先生来讲，他是在香港，他是中信集团很重要的投资机构，中信资本的董事长，他是著名的海归，我们请张先生来给我们讲讲道！

　　张懿宸：

　　谢谢方总，因为方总是业界的老大哥，所以在这儿讲道不敢当，只是来想有关GP、LP的模式想谈一些看法，而且谈的东西可能有一定的争议性，因为有关GP、LP的这个模式，我们中信资本本身是比较熟悉的，那么在中国本土的基金中间，在海外集资当然有很多了，但是像在海外集资资产类有这么多，而且基金的个数有像我们这么多的，可能我们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因为大多数，因为我们既有PE类的，而且光PE类的中国基金、日本基金、国基金大概加起来已经有五个了。那么再加上我们房地产已经搞过3个了，到第三期了，那么还有我们做的夹层基金，就是(英文)，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在上海开的LP的年会，AGM，事实上我们的场面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来的投资人很多，因为我们把各个不同的基金的人放在一起了。

　　那么在这里想讲一下是感触，感触就觉得GP、LP的这个结构在西方，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中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模式，而且历史证明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要借用方总的一句话说，PE是金融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最佳结合的这么一种形式。但是我们任何这种形式发展都有它自己的沿革，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要仔细追溯一下它为什么成功了呢？我个人看大概主要是这么几点。

　　第一点，虽然对PE这种结构本身，GP、LP的结构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早上吴哓灵主任还在谈整体监管的问题，整体对这种形式大家事实上原则上在美国，在欧洲大多数地方是不做监管的，因为它是最成熟的募集的形式，但是这不意味着它没有非常强的法律框架的支持。它整体的产生还是在一个整体法律结构非常健全，法律系统非常健全的系统里面出来的，之所以这样它才能说少监管，甚至没有监管，它还能够这样生存得下去。

　　第二点，我认为是一个完全是历史上形成的，也是早上吴哓灵主任讲的，就是英文里面叫做(英文)，中文里面说是信托、信任，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经常说的是受人委托，为人理财，但是事实上我们真正在现实生活中间，在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一个理财形式并不多，在西方上几百年都是他们接受的，包括在英国等等大家都已经接受这种形式说我为人家理财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除了法律的约束实际上有非常强的道德约束在里面。

　　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点事实上是一个资金的可持续性，就是你这种产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有需求的，就是大家投资人，像尤其近年来，尤其是70年代之后美国(英文)之后，那么慢慢的退休基金等等一系列开始把钱做相当部分的配置，配置给PE，那么这部分钱是大家看得到的，就是说从GP的角度，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要把自己做好，那么我依靠一个法律的框架，我又用自己的道德来约束我自己为人理财要遵守这个理财的这些准则，最关键的，最终是因为我知道我下一次，因为我做好了下一次出了我还有钱，那么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我认为金融危机来了，事实上对这三个中间最后这一个，事实上给开始打了问号，就是说法律的框架这一次并没有摧毁，道德这一约束事实上它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

　　在金融危机刚发生的时候，刚才金部长讲的，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如果按当时的悲观情绪如果蔓延下去，各国政府不出手的话，我们都知道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它很可能就把PE整个生存的这个所谓的基础它的反对声音已经完全可以打破了，就是法律框架不打破，它的道德约束上如果整个业绩不好，最后揭露出来事实上这中间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大家是不是会有信任，这个信任是不是会不复存在，不知道，但是当时大家普遍的预期是很多PE会垮掉，原因是它再集不起来钱了，那么在那一刻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说，我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PE的这个模式，GP、LP的模式事实上有多脆弱，这三个条件它离开一个都活不了。那这是我对GP、LP结构在国际上的发展中间市场的我的一个感想，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说GP、LP的结构把它介绍到中国来，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推这个事情，那么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始终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么一个过程，原因是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条件，有一点，最后一点，资金可能可以是持续有需求，我认为这个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市场肯定有这个，那么法律的架构是不是真正健全？我们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立法说怎么监管的问题还有一个在实践中间怎么约束自己，还有一个最终信任的概念怎么建立起来。那么所以说GP、LP在中国试用到什么程度，最终在这样的土壤上能不能像在发达市场上，把GP、LP的结构能够生根开花结果，我认为这个还有待于日后，真正大家在业界共同努力看看是不是能够达成这个目的。

　　那么最后再讲一句，中信资本自身的模式，从刚一开始，早上常总讲的说中信本身是一个大PE，那么只不过这个PE大家知道，这里面只有一个LOP，这个LOP就是中央政府，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GP、LP的定义事实上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这个LOP应该是不管事儿的，但是在中信你不能说中央政府是不管事儿的，但是事实上中信你看30年发展非常成功，你要说从作为一个VC和PE的回报来讲，你可以看看当年一千万、两千万人民币，最终到今天几百亿的净资产，几千亿的总资产，每年的盈利也是上百亿的，是这样一个，你要作为一个PE或者VC投资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投资。那么在我们中信资本身上等于是在试验一种就是既管集团内部的一部分钱，第一步是先在国外找第三方的钱，我们大多数的基金事实上我们集团内部放的钱大概平均加起来是10%到15%左右，剩下的80%、85%的钱事实上是从国际投资人身上来的。那么这就为什么我们对GPLP的结构体会是很深的，我们也觉得这确实是很好的模式。

　　但是在中国未来我们怎么做，人民基金的模式，甚至包括在国外是不是在搞其他的模式，而且这一次大家都知道，现在金部长也是我们的股东了，那么事实上是增加了我们的资本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又在试验另外一种模式，我们用一个投资控股公司的形式在壮大我们另一方面的股本，那么我们整体这个模式事实上也是在印证我刚才说的，是我们在试验，我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试GP、LOP的结构，我们已经试的很成功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保证在出现大的危机的情况下，我不至于因为就一次集不到钱，我这个公司就要垮。所以说这些我讲了很多，主要是我对GPLP结构的一些看法。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懿宸先生讲了很多GPLP结构他的心得，有正面的，也有一些忧虑，他最近老讲忧虑，人家说你这是什么，青年为特之烦恼，实际上他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在准备GPLP结构以外的这种组织形式，可能在这方面我觉得淡马锡可能会给我们多一点的启示，淡马锡最近十几年来一军突起，作为一个亚洲的投资者有世界级的声誉，在投资界赢得尊重，这跟淡马锡这几年它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追求有关系，我们注意到今天参加这个叶粹敏，叶小姐，这是典型的新加坡精英，在南洋大学受教育，然后到美国读MBA，加入摩根大通，最后到淡马锡工作，她比别人更艰苦，更辛苦，她是负责中国业务，这一点是淡马锡最近这几年来，我们注意到很大的一个转型，就是提高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投资比重，我们请她讲一讲淡马锡是怎么样的一个财政部直属的这么一个企业，国家控股公司，又是央企，又是金融投资公司，是怎么变成一个亚洲最好、最大的LP和GP。

　　叶粹敏：

　　谢谢方总，谈谈对淡马锡的经验，淡马锡是35年前成立的，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就充分意识到政体必须分隔，当时把许多国有的资产打包包装起来，把它注入淡马锡，成立淡马锡的董事会，而淡马锡的董事会就全权处理所有的淡马锡的投资业务，这就是我们35年前的起步。一直到35年后的今天，我们做任何投资依然秉承着这个宗旨。在淡马锡的公司当中，就像方总所说非常的独特，我们是GP，就是自己管理淡马锡所有的资产，我们也是LP，在世界各国，在中国都投了许多的私募基金。刚才懿宸所说的我也非常认同，LP和GP之间其实责任非常清晰，不过其中又有很多的奥妙，我之所以说这个责任非常清晰就是LP跟GP，LP是完全以出资人的身份参与的，而GP是以投资人的身份，所以这两个主体的责任是非常清晰的，不过在这之中，就是像方总所说是以一个伙伴的形式而形成的，在这当中就存在着许多的互相的信任，这个信任是不需要利用金钱来衡量的，不过这个信任也是一个非常无价的，这个信任是非常脆弱的，从淡马锡的角度看来做私募基金的投资，我们的方向非常清晰，GP是投资人，淡马锡不会参与任何的投资的决策，因为如果你参加了对投资的决策，那GP跟LP之间的这个责任就变得不清晰了。最后的投资的这个行动，对投资的负责度就不清晰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以LP出资人的身份必须对GP有信任，不过GP在得到了LP的信任之后也要非常充分的了解这个信任是非常无价的。而GP成立基金的时候所做出的一些策略，投资者的承诺就必须遵循，这方面也牵扯到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像人民币基金的投放方式，里面国内的许多基金现在都希望成立人民币基金，美元基金与人民基金它们之间的互动，之间的冲突是怎么解决的呢？就如这个懿宸所说，整个的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资金的关系还是需要大家摸着石头过河的，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我就借用了社保的“行销”先生说的一句话，就是在这个框架还没有健全的时候，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充分的把这个信任建立起来，我个人认为就是透明度非常重要，就是希望GP以阳光政策来主导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相互的关系。

　　就简单的对这个LP、GP的一些看法。

　　主持人：

　　新加坡的华人讲传统文化讲起来非常的地道，就是人无信不立，淡马锡秉承着这么一种坚持，就是你LP也好，GP也好，首先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走到一起，为什么形成一种伙伴关系。那么我们下面请徐红江，提出的创始合伙人，他们这个机构很有意思，哈佛商学院三个女孩儿，三剑客，一个是在北京的，这是她，还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儿，还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儿，但是都是华人，三个同学创办了这么一个机构。当时很多人就问她们，说你们搞这个为什么需要你们？因为发展基金最大的一个问题肯定对LP来讲是提高它的成本，因为它还要拿一个管理费，还要拿一点分红，所以她们用这几年的实践，她们给那些LP讲明白了，由我比你们直接去投效率更高，更安全，她们也非常的活跃，在我们中国像惠普、顶辉等等他们都是投资者，请她给我们谈谈体会，欢迎！

　　徐红江：

　　谢谢方总，已经给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我就接着您刚才的话讲，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讲一讲为什么国际上的这些大的机构投资人会用发展基金，或者也可以叫做组合基金，第二，我讲一下在经济危机发生了之后，我们所观察到的LP和GP之间的关系上的一些变化，第三，我也讲一下就我们刚才的话题，LP和GP之间信任的关系，我也谈一些体会。

　　第一，为什么会用组合基金？这个发展基金我想在LP和GP之间起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就好像LP和GP之间的一个重合地带，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在面对GP的时候我们是LP，我们是出资人，但是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GP，我们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国际上大的投资人的资本筹集到一起，然后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公司是专做亚洲的基金投资，所以就是说帮助他们投到亚洲的一些顶尖的私募股权基金里面。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虽然说这些机构投资人要多付一些管理费，也要多一些分成，但是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有几条，第一条就是专业化，由于我们是专做基金投资，所以说对我们关注的市场里的基金管理团队都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这个团队也在不同的机构，在过去的十年当中都在亚洲做投资，有做直接投资，也有做基金投资。所以对亚洲各个大的市场的这个基金经理很熟悉，那么由于有这些专业的知识，也跟这些基金经理有过往的联系，所以在挑选好的基金团队的时候，有很多方面的知识是国际上大的投资基金的人是没有，这是一个专业化。再一个是本土化，为什么有很多国际上非常大，有实力的人会用亚洲的投资基金，就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源，缺乏团队，去来到亚洲做基金投资，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公司是在香港，在北京，我们每天就活跃在亚洲的市场当中，那么由于有这样的资源上的优势，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工作做的更好。

　　第三，这个好处叫做风险分散，如果一个国际上大的机构他们自己直接到亚洲来做基金投资，他们除非说自己有一个完全很庞大的团队，否则的话只能挑选几支基金去投，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组合基金是会建立一个基金组合，那么在我们的基金里面会投20到30个基金，分散在日本、韩国、亚洲、中国和印度这些大的亚洲的经济市场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分散风险。再一个就是叫市场机制，怎么叫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团队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我们最后经济的利益上是靠我们去投资的成功带来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所做的投资决定和我们最后拿到的回报是直接挂钩的，那么这个在很多大的机构投资人的机构当中，尤其是一些公众的这个机构投资人，比如说养老基金，内部的团队，不一定能够做到对团队的激励机制，直接跟他们做的投资决定挂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用一个独立的组合基金也是有很大的意义。

　　那么下面我再讲一下，就是经济危机发生了以后，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包括亚洲的市场，LP和GP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第一，当然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GP融资的环境比以前要恶劣很多，非常非常的慢慢，过去的12到18个月里这些大的机构投资人手里的钱，第一，要投到私募基金里面的钱少了，第二，做决策的速度慢了，因为它没有什么压力说一定要今天把钱花出去，那么前六个月之前的时候，因为手里的资金流动性很差，实在是没有钱投，现在虽然基金流动性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是在做投资决策上非常非常的审慎，毕竟是说刚刚被蛇咬了，所以很谨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全球这些大的GP，包括我们亚洲GP，中国的GP融资上都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在这种融资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叫(英文)，什么叫(英文)呢？就是说在有限的比去年要减少了的这些资本，现在就会更加的注重质量高的私募基金去投，也就是说打一个比方，如果说在18个月之前有500块钱可以投到亚洲的基金里，那么这500块钱可能会分散到五个基金里面去投，今天的500块钱变成了100或者200块钱，那么只能投一家到两家，那么这一家到两家一定是业绩非常好，团队非常强。那么第三条LP今天所看到的，就是在对LP的沟通和透明度上做的非常好的基金，这个才能够说今天有资格技术融到资本。第二个现象，有所变化的，就是在基金条款的谈判上，两年之前的时候，在全球的私募基金市场非常热的情况下，尤其是一些好的基金，融资的时候通常都是三倍、四倍、五倍的超额认购，就是说比如说他本来要融一个(英文)，有五个(英文)的钱想进，所以到最后变成什么呢？就是说LP的谈判地位很弱，GP的条款管理费也好，分成也好，都非常高。那么在今天这种融资困难的环境下，这个谈判的地位就基本上倒过来了，也就是说没有这么多资本在市场上，所以在今天LP它的谈判地位就很强，在管理费，在分红上，压的比以前要紧，那么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之所以有这方面的压力也是为了更好的协调LP和GP之间的利益。

　　第三个方面我就快一点说一下，就是刚才懿宸和粹敏都讲到，就是说LP和GP之间的信任，我想这个信任虽然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我也同意粹敏的说法，这相当于一个无价之宝，但是它也是建立在一个有形的基础上，这个有形的基础有三条支柱，第一条支柱当然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法律上的一些条款的这个限制，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作为LP在谈投资协议的时候在各个条款上都抓得非常紧，因为只有在法律条款上把LP和GP之间的关系理顺，把这个利益理顺，那么才能有最基本信任的基础。

　　第二个支柱就是经济上的利益的协调，比如说在我们投资的时候，会邀请GP的团队自己也放钱到基金里，那么要衡量说，你放的钱跟你自己个人的财富的程度是不是呈一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最终你的这个投资决策是不是对你自己的财富，对你自己的成功也造成同样的影响，如果说失败了，不光是LP的钱没了，自己的钱也没了，说到底这个才是最好的利益协调的方式。

　　第三个支柱，就是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在市场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过去这18个月被投资的公司或者说基金管理公司本身内部经常会看到出问题的情况下，在这种时候沟通和对LP的透明度，这个是更重要的一条，而LP不喜欢有这个惊奇，不喜欢听到坏消息，但是有坏消息的时候越早跟LP打招呼越好。

　　我就说到这儿吧，谢谢。

　　主持人：首先给金部长提一个问题，中投直接做直接投资，你也投了一些PE的公司，在海外投资当中，中投为什么又要做LP，又做GP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待会儿叶粹敏你也准备一个问题，淡马锡做LP、GP，同时做也没有利益冲突？

　　金立群：谢谢！第一条只要可以赚钱，可以符合法律的我们都干。第二，我们甘心做LP，我们把钱给你了，我们信任你，我就可以给你，我何乐不为，有时候我要做GP，因为有一些比较大的项目，我有大量资金我就可以进去，你们可以知道中投我们是1000亿用在海外，1000亿在国内的。1000亿美金到外面去的话，我们可以去一些比较好的项目，比如能源、基础设施、矿业的项目，我们就把它吃了，通过我们自己的净值调查，我们感觉很好就做GP，你作为LP进来也可以的，为什么没有冲突？这些项目我都是分开的，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做LP的话，我们把这个钱给别人了，我们充分相信你去做。反过来我们也欢迎别人做LP，我们做GP。可以是很灵活的方式，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领域我们可以发挥不同的特长。我这里特别想强调一下，刚才各位讲的所谓LP跟GP之间互相信赖的关系，其实对于GP来说，它不存在我对LP的信赖，不在于这一条，我把你的钱忽悠过来了就行了，但是问题是你是一次性的买卖，还是要成为世界上永远站得住脚的投资者，我非常同意他们刚才讲的，你的信赖不是靠你忽悠，靠你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而且你越是在市场上待的时间长，运气越好，别人对你信任更大，你做的更好。在漫长的过程中间，有一两个项目有点失误，目前用担心的，大家就认为就是危机，就是客观的因素，超出你的控制范围的，不会影响你的声誉，关键是你是不是按照法律的方式来做。

　　但是你不能老是强调客观，我都没做好，那也没法说，只能说你的用意很好，能力太差，以后也没人跟你做了回头中投在两个方面开拓出新的天地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跟国际上基金合作，我们也希望我们投资的时候别人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对于国家对于人民负责，我们要把外汇资金用好，所以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务实的提高，谢谢！

　　主持人：谢谢金部长。

　　叶粹敏：对于方总给我出的问题，LP和GP是否有冲突？从我们的角度看来世界上的机会是无限的，人的知识有限的，如何把有限的机会结合成有限的知识，如果做的更好的话，充分为大家、自己创造财富。我们从新加坡起步，从新加坡踏向国际，在国际上很多投资我们都借助了国际上的伙伴，这些伙伴可以是其他的国际上私募基金，也可以是淡马锡关联的合作伙伴，我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当地的一些投资的局限，一些当地所需要关注的事情，比如淡马锡投资中信，完全是中信说不定能够做的事情跟淡马锡做的事情比较不一样，淡马锡所能带来的是淡马锡全球网络，为中国的PE带来更大的空间，而这些中国的基金能为淡马锡在中国的投资做出不同的贡献。所以我觉得LP、GP，直投跟投私募完全可以互补的。如果大家紧密合作，互相了解的话，可以把空间充分的扩展。

　　主持人：淡马锡跟中投有两个共同点，都是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你刚才人家金部长说了，中投公司欢迎其他人投资他们，迄今为止，中投公司的钱都是国家的钱，淡马锡有没有这种考虑，迄今为止淡马锡的钱来源于新加坡财政部，有没有其他的投资公司作为你新的LP？

　　叶粹敏：我们念功还不太深，有一天念的好的话请他人参与来投资，但是现在还不太好，还需要等一等。

　　金立群：我们在投资一个项目的时候，别人跟我们一起合作，或者我们跟别人一起合作，大家一起的话就可以形成很好的合力。我补充一句话，大家可能知道主权财富基金在今年4月份在科威特成立了一个国际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论坛，这个论坛，我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商会，我们在一起大家共同遵循一个原则，让投资的国家放心，我们是尊重当地的法律，让大家放心，我们无意去涉足我们不应该涉足的地方。这一个论坛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机会，大家互相可以交流经验，而且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项目，我们大家把钱放在里头进行投资，这样的话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互相之间有一个保护，假定说，这是假设，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你一个人孤军奋战比较麻烦的，有那么多主权财富基金在一起，影响力就会大一些，接触你的政府就会想想如果我对你们采取不公正的办法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就补充一下。

　　主持人：你们现在是发起人在主权财富基金联盟，作为市场上三类投资者，主权财富基金、PE、对冲基金，三个主要的能够成立一个起码是主权财富基金跟PE先成立一个联盟比较好，我们也高攀一下，你们也放软一下身段比较好作为普通投资者。张懿宸，人家给你提一个问题，你有中国的LP，还有外国的LP有什么区别？

　　张懿宸：我们中国的人民币基金到目前为止只是我们创投这边和开发银行一起搞了人民币合资基金，我们和国内很多潜在的LP都有很多接触，所以说事实上在这方面，在人民币LP上并没有特别多的经历，我估计相反他们的感触更深一些，至于国际的LP，像刚才我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模式，我们和所有LP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处很好，其中很主要的限在什么地方，互相之间把责任分清楚，国内的LP从我听到的反映出来很多问题更多的是权和责之间不是太清晰。

　　徐红江：我来补充一下LP管还是不管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微妙的关系，不能说LP什么都不管，当然管多了也不好这个原则要管该管的事，不管不该管的事。LP通过一个咨询委员会管最重要的主要两条，第一条在GP做投资项目的时候，如果有利益冲突、关联交易上面的时候，这个LP要管。第二条要管的是LP投资完了以后，到年度要做对资产的估值是不是用一个正当的方式做出一个符合市场的价值的东西，也是LP要管的事情，LP要管什么？要管在基金的层面上的事情，在投资层面上，投哪些项目？投资决策应该怎么做？这方面LP不管的，还有你团队里雇谁，不雇谁，这些LP一般都不管，管和不管中间有一条很清楚的线，不管也不行，钱拿到别人手里，通过LP做一种监管，才能把我们的信任在长期兼顾的基础上延续下去。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问衣锡群，二次大战在欧洲、意大利有一些地方政府办的地方型的投资基金，也有一些区域性，支持区域发展和产业投资的基金，基本上不成功，你怎么来看北京市要办基金的风险，政府主导的？

　　衣锡群：其实在我刚才的发言中你们应该能听到我对政府主导的这种投资平台持有的态度是一种审慎乐观。因为这个事情还在初创的阶段，对于刚才有一个人发言中，对于现在进行时的东西我们很难给予一个答复，毕竟时代、地域不同，同样的做法在今天中国这个环境下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毕竟相对那个阶段，整个市场经济资本市场的构架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也许它的生态环境允许在今天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但愿如此。

　　主持人：徐红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红江：如果在中国做组合基金，首先面临一个问题是，我们讲了我们是LP、GP的结合，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实际上，虽然说最近人民币基金是一个热点，也是发展非常快，到底机构性质的LP非常少，就今天为止真正合理合法有正确的机制去做私募股权基金一家机构性质的投资人，我认为就只有一家，就是社保基金。当然各地政府有这样的引导基金，引导基金多少带有一些政策上的性质，虽然他们也在我们中国特定的情况下构成了一个特定的LP特定的群体，但是他们起的作用不一样的，如果把这一群体算做一个LP也可以，但是除此以外，我看到了LP就是个人的投资人，所以LP的投资人还有待于发展。在GP这方面，如果我们只是仅限于投只是人民币的基金，在这个群体里面真正的说有很长的历史，有业绩，有很强的团队的，这样的管理人民币基金的团队非常非常少，当然其中有一组可能是大家非常抢手的投资对象，在过去十年管美元基金，现在开始融人民币基金，开始有历史、有业绩非常强的团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最终真正挑选投资经理在人民币圈子里找传统上管理人民币，比起管美元的基金差很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处于非常初期的发展阶段，也许5年、10年之后人民币基金的市场会非常活跃，也非常有规模，在今天还非常。

　　另外我强调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占，7、8年前，美元基金建立的时候，通常少于1美元，现在人民币出来的基金动辄都是比较大，作为一个新的团队一上来手里管理这么多资本这是一个好少，还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大家应该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谢谢！

　　主持人：下面请金部长归纳一下中投公司的投资原则、哲学、文化？

　　金立群：这个题目好象很大，但是为了大家得到准确的关于中投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的方式，我推荐大家看看我们出的年报，这个年报出来以后反响非常好，主权财富基金到现在2岁，我加入中投公司的时候刚好一岁。经常有人问我们，你们的年报吗？怎么可能有年报呢？但是我们到今年5月份，我们年报就出来，相比人家有几十年历史的人家没年报，我们就年报，说明我们非常先进，而且里面的信息相对很多，比其他国家的年报信息要多，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尽快坦白，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目的是让大家更好的知道中投公司做什么，想实现什么目的，达到什么目的，我归结起来讲这么几点，第一个我们成立中投基金，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就是要取得比我们外汇储备一般的投资要比较高的回报率，多少没有数字。党中央国务院充分信任没有，这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有一条基本底线，你必须比一般的外汇投资高一点，但是不要我们去冒极大的风险，如果你有一个比例，你想实现这个比例，有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实现，要合理的像模像样的比较高的回报，这是一点。

　　要实现投资的回报呢？我们领域的领域都愿意涉及，但是我们有几条：第一，接受我们投资的国家感到有忧虑，敏感的项目，我们尽量不去涉足。比如说有一些领域，他要求我们不要超过多少比例，尽管我认为比如说我们投资一个金融机构，你是一个金融机构，我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没控股，但是别人很担心，你会放到多少，不要让人感觉到忐忑不安。还有一些领域，我们绝对不会涉及烟草、赌场什么的，还有一些军工方面的比较敏感的我们也不涉足，我们要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投资者，不要到你那儿投资引起你寝食不安，而是要感到我们能够帮助你一起发展，我们来取得共赢。

　　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并且在符合道德，我们的道德的观念的前提之下，比如有些东西从道德上讲不见得是好的，再高的回报率我们也不去的。我们非常关心我们声誉，作为主权财富基金来说，我们大家都讲到关心我们的声誉，我们要注意维持住主权财富基金很好的形象。从内部管理来讲，我们强调公司治理，要有一个良好的经营模式，这个里面我特别要强调一下，惠经是中投控股公司，但是我们之间有一个防火墙，从事会经的人员不涉及海外投资，海外投资的人员不涉及会经的业务，保证没有利益的冲突，这是我要强调的公司治理。

　　我想特别说明一下，这一次金融危机给我们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大家都知道有两个问题，宏观层面上可能是监管方面有漏洞，从微观方面来讲公司企业本身没有把自己管倒闭了，我就说不管监管有多少问题，为什么在同样的监管条件下，有些金融机构倒了，而有些金融机构没有倒，就等于我打个比方，在同样的法律条件下，你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不太健全，但是为什么有人犯罪，大多数还是良民，你不能因为法制不健全所以我犯罪了，这是不成立的，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金融危机从微观层面来说，不管宏观形势如何，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微观的管理，所以我们对于内部的审计、控制这些方面，我们认为非常非常重要。我想我们要形成这么一个管理的模式，希望中投发展成为一个投资回报好，经营模式好，声誉好的主权财富基金，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各位！大家都知道经过金融危机已经是第二年，大家都看到金融危机无论PE经过多少困难，但是就全球来讲PE行业还是方兴未艾，有人又说复苏了，实际上一天都没有停止过，PE不仅支持着实体经济，而且在自身的过程当中不断进行调整和重组，这次金融危机就全球而言出了很多问题，PE机构也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有一家受到美国、欧洲、英国这些政府的援助，没有拿纳税人一分钱来救助，PE虽然作为自己的损失，但是都是通过LP和GP共同承担来解决的，没有系统性的风险。我们今年的包括开始比较深入专业讨论LP和GP的关系，讨论发展基金，而且在我们嘉宾当中出现了两个主权财富基金，跟我们PE普通人坐在一起讨论，我们现在有坐在一起讨论，谢谢各位！

　　平行论坛一(A会场)

　　会议主题：新金融格局下的监管与自律

　　会议时间：11月9日 下午 15：00—19：00

　　会议地点：北京大饭店

　　主持人：

　　我们今天下午平行论坛一是新金融格局下股权基金的监管与自律，这个题目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题目，也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题目，它不仅政府关心，业界关心，那么所有想了解这个行业如何发展的人也非常的关心，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论坛的嘉宾我先做一个介绍。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先生，他是我们整个国家和全球基金，现在叫监管者，或者是目前来讲，那么是我们备案的最高的机构。

　　第二位是来自上海的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先生。我们可以听到来自上海很多新鲜的观点。

　　第三位是英国创业投资协会的执行总裁Simon Walker先生。

　　第四位是澳大利亚创业投资公司的执行总裁Katherine Woodthorpe女士。

　　第五位是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先生，他是由实业一不小心踏入到了PE行业，在PE行业做的比在实业里面做的应该说是更出名的。

　　中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先生，他也是由官员下海，它虽然叫招商，其实不是通常理解的招商，它是一个品牌，但是它在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领域发展都是比较好的。

　　那么软银赛富合伙人郑昌幸先生，他还有另外的一个组织，那就是北大PE投资联盟，那么这个联盟，今天会场有你很多联盟的成员，他们都已经给你鼓掌了，再给你鼓鼓掌。

　　我们今天应该说有三个角色，第一类的角色是作为监管者和发展者的，那么我们的徐林司长，那么如果说徐司长是国家层面，那么方星海先生就是在省市这个层面，那么他们两个监管和发展有什么不同？那么第二类的是作为行业协会的，那么我们特意请了两位外宾，大家会听听他们的观点，那么到底是自律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到底自律进步有多大的权利，另外在英国和在澳大利亚会有多大的程度上监管到了多大的范围，而且跟我们中国有多大的差异，大家也会听到。

　　那么还有田溯宁，他既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也是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会长，他是双重角色，那么单祥双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那么他们两个既代表业界，也代表一个协会，但是他作为双重角色之后他认为管的多一点好，还是管的少一点好。那么郑昌幸先生有一个独特的角色，是他自己搞的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是自律组织，还是一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群体，一会儿他会做说明。我们今天请每位嘉宾在五分钟有限的时间之内发表他们的高论，那么发表他们的见解，我们也欢迎底下的同志在一会儿讨论的时候踊跃的举手问问题。

　　那么我们第一位请的发言嘉宾是国家发改委财经司司长徐林先生。

　　徐林：

　　谢谢霍学文主任，我有一点感冒，所以嗓子有一点哑，但是人家说我现在嗓音比较(英文)。

　　今天的主题这一节是讲监管问题，而我这个司的职能官方的表达是推动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制度建设和发展，所以我的职能是既有推行发展也有加强制度建设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在过去几年，通过试点已经为制度建设做出了很多的探索，同时我们也在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上面应该说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我们起草的一个草稿也报到了国务院。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围绕如何对股权投资基金行业进行监管的争论反而倒多起来了。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制定必要的规则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因为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想我归纳了一下，围绕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我觉得现在有三种主要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这个行业实际上没有必要制定特别的规则，因为无论是创投企业，还是股权投资企业，它按现行的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它都可以去注册设立，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而且也不需要特别的这种规则或者是管理办法来赋予这样的投资机构以特殊的地位，这是一种观点。

　　那么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是一个金融投资的一个机构，那么对这个机构它的监管应该是作为金融机构来监管，应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而且应该要对高管的资格，包括高管的任职都要实行比较严格的管理。那么这样他也主张对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监管方面要实施相对集中的这种统一的管理，这是第二种观点。

　　那么第三种观点，就是认为股权基金这个行当它是一个私募投资的一个行当，特别是在中国目前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主要面向的是实业，对实业领域的企业的股权投资，在资金的募集上是私募的，不存在像公众外溢的问题，同时这个也不存在杠杆融资的问题，它和国外的PE所做的那些杠杆融资，特别是在并购的时候，特别是有对冲基金投资的这样一些PE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这个行当，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金融的机构。特别是在私募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中国的LP对GP的这种约束也是过硬的。所以第三种观点就认为对股权投资基金行业不需要实行特别严格的监管，就实行所谓的适度监管的这种模式就行了。

　　那么我们国家发改委，我们所认可的这种管理的理念，我们认为是第三种方式，就是适度监管的模式是比较适合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监管和发展需要的。从我们在形成我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办法的过程中，通过跟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的这种讨论与合作，通过与业界这些股权投资机构的广泛交流，大家大多数的意见都是认可这种，就是适度监管的这种模式。

　　那么我们适度监管的模式它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在这个股权投资基金它的业绩方面起到是最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办法里面对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有一些必要的合格的这种监管，这是一方面。同时，我们对募集资金的对象，就是合格的机构投资人，我们也有一些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对基金募集之后的投资运作，我们也设定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能投什么，你不能投什么，那么你在投资的时候如果涉及到资本市场，涉及到股票市场并购的时候，你应该履行一些什么样的程序。做了这样一些必要的规定，同时在信息披露，在对投资者保护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必要的规定，那么这样一些规定就构成了我们对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的一些基本的要求，那么在管理的主体上面我们实行的是这种属地备案，就是分级监管的模式，就是说你一个股权投资机构，管理机构，或者基金，你是在哪个地方注册的话就由那个地方的政府部门去实施监管，我们就不主张把它都拿到北京来，或者是都拿来我们国家发改委来监管，因为我们觉得发挥这个属地，地方政府的这种职责，我觉得是足够了。

　　因为我们更看中的是最后LP和GP之间的相互的这种约束和激励关系，我们认为这种激励关系和约束关系比我们政府的这种审批和监管可能更靠得住，而且我也认为我们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也比较适合目前这个阶段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的这种需要。这就是我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好，他提了三个观点，也就是说按照金融机构严格监管，不作为金融机构可以很少的监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准金融机构，或者说作为实业机构，但是有金融投资一个监管，这三个他归纳的非常好，而且作为国家发改委来讲，那么他监管的模式是适度监管。

　　那么我们下面我们听听Simon Walker先生他的意见。

　　Simon Walker：

　　非常感谢，我今天感到非常的荣幸来到这里，那么我们在英国，我想我们有一个也是叫做适度的监管的系统，就像刚才我们这位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些PE或者是VC他们必须要注册，他们注册必须要跟财政监管、金融监管机构来注册，这是我们英国的这个FSA，也就是监管机构它可以去监管这个行业。

　　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对于PE的监管必须应该是合适的，必须要是根据它的情况来进行监管，而不是说一种本来可能是使用给这个股市上的公司监管的方式来监管它们，如果一个公司每天都在交易的话，那么它和一个长期的PE是不一样的。它这个PE是长期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我们的监管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英国我们过去几年也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争议。

　　可能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争议点就在于透明度，就是究竟对于公众这个PE应该有多高的透明度，关于它内部的事物，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自愿的这个PE信息披露系统，也就是说它可以被用在一个大一点的公司身上，比如说有一些市值超过可能3亿英镑的公司，这样一些公司他们应该是以自愿为基础来披露很多的信息，几乎是像一个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一样多，那么包括他们公司的一些社会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小一点的公司，更小一点的公司应该能够在一个比较私人化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运作，而不是说要满足这种大公司、上市公司所需要满足的这样一种信息披露的制度。因为在这些大公司当中他们都是一些经历丰富的这样一些投资者，他们很了解这个世界的知识。

　　所以我们现在另外还关注的一个辩论，也是在欧洲的这样一个辩论，那么就是关于可替代的投资基金指令，那么这也是欧盟的一个指令，那么这个指令的提出它现在仍然还是在公示的阶段，但是我们现在非常渴望的，我非常焦虑的就是有一些规定可能会影响到PE，我们不在乎说我们给我们投资者提供多少的信息，我们也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信息提供给监管者，但是我们相信这样做是错误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敏感性的信息提供给了我们的那些竞争对手，我们不想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这些竞争对手，所以我们对此感到焦虑，而且我们也反对这样一个提出的欧盟的规则，同时也反对英国政府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规则。

　　所以我们对于现在英国对PE的监管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同时也认识到，就是在这个监管之外，我们还需要去解释我们这个行业是怎么样做的，需要我们的公众了解我们PE是什么，就像大卫.鲁宾斯坦所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被人理解，那我们就会引起更少一些的误解和争议。好像别人觉得我们是私下里赚钱，私下里运作，好像别人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赚得钱，最终的话那些PE的受益者或者是给我们的公司工作的这样一些员工们，还有那些依赖于我们给他们的这样一个退休金，给他们的这个退休金带来的这样一个回报的一些人们，我们需要跟他们解释，给公众解释，让他们更多的理解我们，更加了解同情我们，谢谢。

　　主持人：

　　Simon Walker先生说的非常好，因为英国实行的是一直是叫自律监管，那么后来英国实行了叫做法律框架下的自律监管，成立了FIC，把PE也纳入到了FIC，另外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要监管，是因为必须解决(英文)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一般对私募，这个私字比较忌讳，看起来外国也是一样，那么由于它的(英文)性质所以决定了必须一定程度上来讲要披露，正因为要披露，所以才有一定的监管规则。那么这一点他提的问题提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英国是实行自律监管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实行的是比较严格的监管，那么下面我们请Katherine Woodthorpe女士。

　　Katherine Woodthorpe：

　　谢谢，在澳大利亚的话我们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们的这个监管，我们也认为是适度的，而且尽管我们好像看起来比较严格，但是它仍然是在适度的这样一个层次，我们并不分私人所有的公司，比如说家族的公司，或者是由一个企业家所拥有的公司，或者是PE所拥有的公司，他们都被认为是私有公司，他们有同样监管的级别。那么我们的监管跟对于上市公司级别很相近，那么只有一两点是不一样的，有一点就像Simon Walker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如果你是每天在股市上交易的话，那些不太有经验的这样一些投资者就会买你的股票，那么你必须要披露你的信息。尤其是跟时间敏感的一些信息，尤其是价格，所以你要适时不断的来披露这样的信息，就像上市公司一样，但是对于那些不是每天都交易的公司就不需要这样每天披露信息。

　　那么我们的私有公司同时每年必须要给我们委员会提交这样一个每年年度的审计报告，那么我们也得看他们的这样一个报告它跟上市公司不一样，上市公司每年两次，他们只要每年一次，他们当然想了解这样的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可能不是几百万的小股东，而是那些大的LP，那么这些LP他们也需要从GP那儿了解到他们的这样一些信息，同时我们必须要满足这样的一个要求，大概每个季度我们的LP都会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信息。我相信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在过去的12个月到两年之间，就是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后，现在有更多的要求，要求信息的披露，因为大家希望知道更深层次的这样一个信息，GP必须要披露这样一些信息给LP，就像Simon Walker刚才说的LP和GP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

　　那么作为我们是一个行业的协会，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成员能够按照我们的报告规则来报告，同时希望能够有自律，同时他们也必须要满足我们的一些自愿披露的原则，今天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不需要把任何的成员从我们的协会当中惩罚或者驱逐出去，因为他们都同意我们这样的规则。我们没有公有或者是一个私营的，或者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些不同的这种监管的制度，而且我们目前来讲事实上我们看到政府所做的这些决策或者是整个的体系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非常感谢。

　　主持人：

　　在澳大利亚虽然Katherine Woodthorpe刚才讲了，作为协会来讲没有开除任何一个违规的成员，但是她有这样一个权利，另外澳大利亚的创投协会，它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来规范大家的行为，那么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自律组织做的非常到位的一点，下面我们听一下方星海同志的观点。

　　方星海：

　　谢谢大会的邀请，首先我想祝贺我的这个(英文)，霍书记主持了这么一个很成功的PE的论坛，很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也提供了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刚才徐司长已经说了从发改委的角度对PE怎么样进行管理的观点，我大致上都是认同的，PE这个行业在我们国家还是，应该说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有很多地方值得进一步的探索。而监管这个东西从理论上来说，就是说为什么要去监管，这应该有一个理论基础，有两点，第一点，如果一家机构吸收了公众的资金，比如说银行吸收了公众的存款，共同基金吸收了公众的投资，那么这个是政府要监管的，要保护公众的利益，这个里面有很多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承担风险的一些问题，所以政府要监管，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另外一个地方要监管的就是说如果这家机构它的行为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如果说它的失败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那么尽管这个机构可能没有吸收这个公众存款，但是如果说它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话还是要监管。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说政府要监管，我想这个要搞清楚，否则的话就是没有必要监管，因为你没有监管的理论基础。

　　那么中国的PE行业从这两点来看，都是不应该监管的，因为首先它没有吸收公众的资金，因为它的LP都是这些就是比较大的机构投资者，或者是一些叫很富有的个人，那么原则上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没有必要政府再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它不是吸收公众存款的，另外中国的PE行业刚刚新兴，很小，所以它也没有大到说哪个PE倒掉了会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我想还不到这个地步，如果PE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行业，那个时候咱们再讨论，也许那个时候需要另外一种监管。所以从这两点理论基础上来看，PE是不应该有一个监管的。但是中国毕竟是有自己的国情，跟别的国家不一样，那么有一定政府的管理，因为我不用监管这个词儿，我用管理这个词儿，是有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比如说现在谁可以投资PE，现在有很多中国的机构它们本部门的一些管理规定说你不能投资PE，这样就导致了PE行业合格的LP就比较少，如果国家管理部门对这个行业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我想这会动员很多社会资金进入PE这个行业，这是我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我是赞成国家应该有一定的管理。

　　那么这个管理怎么个管法，这个是最关键的，刚才徐司长说的这几个理念我都很认同，就是说中国非常大，而且PE这个行业又是新兴的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部门对它进行非常详细的这种管理的话，这个是恐怕反而会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这个部门就是管理PE这个部门最好能够做到，就是管，但是不要理，就是你定出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则来，然后具体的执行就是最好是各个地方政府去做，这样会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小额贷款公司这样一件事情，那么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就发了一个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大致的一个办法，后来整个小额贷款公司的组建报批，包括日常管理都是各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出面来做，那么在这么一个大框架下，我觉得这样是比较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它不吸收公众存款，它的个头很小，它也不会导致什么系统性的风险，所以这两点的理论基础它都是满足了不需要一个国家层面出来进行严格的监管。

　　那么这样的一种框架，在目前这个PE发展这个阶段，我是比较赞成，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比较赞成就是说上面定的大致的管理办法这个框架要稍微粗一点，不要太细，特别是有些看不准的地方，可以作为空白放在那儿，或者说做一些简单的描述，不要定的很细，因为中国的国情就是各个地方都不一样，你要定的细了以后，反而会把有些地方给卡住了，你比如说LP最小的投资额这个事情，那么在上海我们的规定最小投资额一定要500万人民币，500万人民币以下的人你就不要投PE了，你可以做别的投资，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就想把那些没有能力承担PE风险的人就限制在这个行业之外，那么上海是500万，那么重庆大概是200万还是多少，我不知道北京是多少，因为它各地不一样，所以这个要留下一个空间给各地自己有一个决定的那么一个空间，这是上面有一个框架，但是不要定的太细，我想说明这么一点。

　　另外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外资能不能进入PE这个行业，现在整个规则就是很模糊，或者说很不清晰，需要进一步摸索才能明确的，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如果说国家管理部门发布的PE管理规定上，因为一下子说不清楚，那就可以先空白放在那儿，各地可以有一些，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限制死，比如说外资不能进入PE，这句话不能放进去，各地有一些探索，摸索到一定经验以后，过一段时间国家管理部门可以总结一下各地的经验，到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办法加以完善，我觉得这样会更有利于整个PE行业的一个发展。

　　我想先讲这么几个观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方先生，他不亏是搞理论出身，他首先他的理论就是叫监管是不应该存在的，那就是说是不是吸收公众存款，是不是带来系统性的风险，这两点一立起来，接着上面就不能盖房子了。那么他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监管呢？是因为LP需要有人认证GP的这个资格，那么在中国LP非常少，最大的LP就是全国社保基金，我看到邢彪在下面坐着，那么他需要有一个机构来认证，这就落到了国家发改委头上，另外我们现在保监会要投资PE也需要有人认证，所以就出来了备案，那么备案出来之后，对于全国股权投资基金业的发展就产生了一个分化，也就产生了一个区域的分别，这个我们先放下不谈。那么对于股权投资基金发展来讲，那么如何把监管和自律做到一个平衡，下面是三个双重顺分的人，我们听听他们的观点。首先是田溯宁先生。

　　田溯宁：

　　从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无论是北京协会，还是天津协会的发展来看，至少在协会的会员过程中一方面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在初期阶段，但是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我觉得在一个新生事物的初期阶段，可能更多的是扶持它，你看监管这个词儿用中文想一想，一个是监督你，一个是管理你，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儿，我觉得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就像婴儿一样，我们更多的是给他爱护、鼓励、发展，希望他通过自律能够形成自觉的行为，这是我们希望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成长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PE这个发展，我觉得在中国真像婴儿，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无论从我们的基金规模，LP，还是基金管理公司还是非常初级的，西方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我们才刚刚开始，对这样一个新鲜事物来讲，我非常赞同几位监管者这么开明的态度，应该更多的从关心、爱护、鼓励、发展来出发，而且如果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认为首先应该强调自律，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能够逐渐确立行业的规范和标准，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发展起来一个事物将来可能更健康。

　　我有时候在想，像徐司长这一块，财政金融司在做整个PE的牵头作用，应该是非常有效果的，因为发改委的背后的概念不是监管，而是首先要发展，然后改革，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在发改委底下的财政金融对PE来讲，首先就应该大力发展PE这样一个事业，因为它无论对我们结构调整，还是促进中国的下一步创新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什么，我觉得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要改革我们合格的LP环境，使在目前来看中国这个土地最急迫的东西还不是监，也不是管，而是需要发展，需要改革，大力发展PE、VC的事业，尽快出台一些改革的办法，使保险公司、银行、社保基金能够纳入直接投资这个体系里面来，这是这两年无论是我本人的实践，还是参加天津协会和北京协会的一些感受。

　　谢谢。

　　主持人：

　　实际上他所管的钱，最终是来自于外资，中国的PE发展实际上首先是外资一定形式进来做管理公司，然后管理外资的资金，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并不多，那么单祥双应该算是土生土长的一个，我们听听他的观点。

　　单祥双：

　　谢谢主持人，我想关于股权投资基金要不要监管，如何进行监管，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上来讲，我想我们应该首先明确或者澄清对几个问题的认识，第一个问题，就是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本身是一个市场化的依法行事的一个经济行为，它本身都在遵循着公司法，遵循着经济法，遵循着合同法，换句话说，我们国家现行的已经设立和执行的这种各项法律法规，已经框定了或者监管了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的行为。这是第一个认识，我觉得需要澄清。

　　第二个认识，就是股权投资基金的风险要小于直接一般企业，一般机构，直接进行股权投资的风险。理由很简单，因为股权投资基金通过集合这些机构的钱，委托专业化的管理公司进行管理，这些专业机构有专业人才，有专业运作经验，并且接受专业的规范约束。所以股权投资的风险，股权投资基金的风险不能够被夸大，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我讲叫市场的风险应该由市场去过滤，而不应该由协会，更不应该由政府来过滤市场的风险。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本身是LP和GP之间合作进行的一种相互促进的一种经济行为，这种风险的本质它是一个投融资的风险。那么这种风险的本质应该由LP和GP在双方合作关系的界定，双方合作条件的谈判和约束当中给予界定。

　　所以我想要对我们国家要不要实施股权投资，对股权投资基金进行行业监管，如何监管，首先这三个问题我想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那么另外一点，我想作为一个行业内从业接近十年的一个职业投资人的角度上，我们自身的感觉不是缺乏监管，中国的股权投资行业不是缺乏监管，不是没有监管，而是过渡监管。为什么说我们自己被过渡监管了呢？就是说我们在发展这个行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LP正在或者是已经和正在走向成熟，换句话说，过去它很不成熟，本来应该属于GP的权利被LP剥夺了，中国的GP到目前为止也永远是弱势群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被过渡监管了。

　　那么基于上述这几个观点，我认为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需要监管，或者是需要行业自律的话，一定是宽松的、适度的，以发展为前提或主动力的这种监管。所以我比较赞成徐司长刚才说的适度监管这个意见。

　　谢谢大家。

　　主持人：

　　他的观点非常有趣，那么他认为是过渡监管，为什么过渡监管呢？是因为他是管钱的人GP，但是LP非常少，为什么LP非常少呢？是有钱的单位对监管单位的主管部门管的非常严，是这样一个角度。下面我们听听郑昌幸先生的观点。

　　郑昌幸：

　　谢谢书记，大家下午好，我刚拿到题目的时候是新金融格局下的监管，我当时一下子就想到两个，我说是不是指的是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下的监管，后来我也想到可能讲的是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今天来看的话，会的大标题是金融危机下的中国PE，那么说到金融危机的话我想先对大的背景来提一些我的看法，然后我再回答刚才的这个问题，要不要监管，怎么监管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它发源于美国，最后到欧洲，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除了带来很负面的东西以外，我倒觉得我们得到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好处，一个什么好处呢？使得我们可以在这里能够敢于思考一个问题，因为以前我们对整个金融体系，包括保险、银行，我们都是全盘的西化，就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好的，那么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反而使得我们觉得原来西方也有不完善的地方，西方也有麦道夫这样的金融骗子，使得我们能够坐下来想中国是应该怎么样来很好的完善我们这个制度。

　　那么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回顾一下中国PE的发展，中国PE的发展其实时间非常短，也就是真正兴起来的时间就是最近几年，发展的势头是非常之快，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不要监管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对于行业的进入，就是基金设立的审批这个，我倒觉得可以放松一些，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市场行为，可以让更多的扶持，因为这个行业，这个产业，既然它能那么快的发展，那说明它是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根据的，今天上午李扬院长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说中国迫切需要PE，那么说明PE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会起到巨大作用的，虽然它占的GDP不超过1%，今天上午说的，但是中国的经济长期以来是一个资本金缺乏的经济，迫切的需要股本金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PE快速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快速的发展，又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那么这个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我倒不是提一个答案，我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自己来做一个判别，我觉得进入我们可以适度的宽松，但是一些基金的运作的一些准则，一些规范倒是应该有一些监管，比如说中国的LP，我倒反而觉得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引导性的东西，因为在国外叫做合格的投资人，那么刚好田总也在这儿，记得我们以前做网通的时候，其实最让我们头疼的不是让我们拿一个大的企业的项目，拿一个项目几十万、几百万的收入，最让我们头疼的是那些买了一百块钱电话卡的这些老太太，几次都是弄得最头疼的就是，就是说她打来电话扣费不对，要死要活的这样，就是追着我们闹。

　　那么这样实际上在PE行业也一样，可能我们也需要定义一下合格的这个投资人，因为中国很多的以前叫股民也好，叫什么也好，他习惯于在股市上面做这种炒作，而我们股权投资的话，它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我们投的是公司，是一个实业，是投公司未来的价值，而不是一个高风险、高流动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和他们平时的那个投资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我们的投资人，就是LP从这个角度上来讲，LP我们应该有一些选择，就是有一些引导性的规范，有合格的LP来参与。

　　那么对于GP来讲，你说完全的靠自律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资本它本身它是一个逐利的，它总是按照最能够产生利润的方向来做，并且来发展各种各样的创新的模式。那么这些模式可能成功，也可能会有风险，那么我们要有一些监管，既然我们资金募集的时候做的是股权投资，它能不能来做债权呢？或者它能不能来做(英文)呢？那么这些可能都需要做一些规范，因为这些人他的知识是做股权投资的，而他被其他的机会所引诱，可能会是一个陷阱，那么进去的话，当然这个是市场行为，这个不好说，但是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一些规范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安全的操作。

　　总的来说，就是中国的PE这个行业的发展，它需要三个方面的和谐的共同的发展，一个是LP阶层的出现，今天整个论坛当中大家都谈到，像中国真正的LP到目前为止还就只有一家，那么就是咱们的社保基金，虽然有一些各地政府要设立一些引导基金，引导基金实际上还没有成为真正的LP，它只不过是一个政府的优惠政策的一个体现。第二，就是需要有GP队伍的完善，第三，我觉得非常需要的一点就是PE需要一个非IPO的一个退出市场的建立。

　　主持人：

　　我们今天我发现台上少一位机构，就是LP，我不知道邢彪想不想发表点观点。我在这里认为LP和GP是一个合作关系，是一个有钱的人GP，但是GP怎么样要赢得LP的信任，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就像方星海先生他从上海来，我说你把一百块钱拿给我管，方星海眼都不眨就会给我，如果是一千块钱他就得琢磨琢磨，如果是十万块钱他一定会觉得我能不能管好。那么这里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现在有三个问题，我集中一下，第一，是问徐林先生的，两个，一个是政府引导基金，那么这件事情谈一谈我们徐司长的意见和看法，第二，到国家发改委备案的时候怎么那么难，第三，是说适度的监管，从哪几个方面把握这个适度？

　　徐林：

　　第一个问题关于政府引导基金，简单一点说，原来我们曾经视图设立创业投资的政府引导基金，为什么想那样做呢？实际上国务院也出了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就是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应该怎么来运作，那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商务部的一个文件。但是那个引导基金概念，我们是希望通过政府的引导基金去引导创业投资企业去投那些早期的创业型的企业，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创投它虽然叫创投，但是它大部分投的都是那些IPO的项目，实际上已经不是创业早期的那些企业，而是快要上市的那些企业。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政府的资金来引导推动一下，让它往前走，往早期走。但是后来发现最近有很多政府搞了PE的政府引导基金，那么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我不是特别赞同大范围的去鼓励各个地方政府都去搞这种PE的引导基金。

　　但是每个地方它想做这件事儿，我想他都有他自己的目的，他是希望通过他的政府引导基金吊PE的胃口，来实现某种地区政府的某种目的，他要这样做，作为我们中央政府来说我们没有权利反对地方政府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说你怎么能够管好这个政府引导投资基金，因为政府引导投资基金也需要专业管理，你怎么去选择好的PE让它能够把你这笔钱管好，然后又能够实现你想实现的一些意图和目的，这里也有很多同样专业管理的理念在里面。所以我想PE这个领域它是一个财务，是一个市场化的财务投资机构，作为我个人我是不太希望有太多的政府资金在里面去和这种市场基金在一起去运作，因为政府的基金本身就是有限的，政府的基金在竞争性的领域，我是觉得不应该投的太多，你有那么多的非竞争性的公益性的这种民生的领域需要政府的资金去投入，当然你在某个局部的范围内有限的领域，你有一些特殊的目的，你需要政府资金来引导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不主张这种大规模的运作。

　　第二个问题，他说发改委的这个备案为什么这么难，说你既然是备案，但是你既然那么难，实际上就相当于审批，说的也有点道理，因为我们这个备案，现在你无论叫备案，还是叫注册，它不是无条件的，就是你还是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其实我做这个备案，说白了，我们的管理办法，我是刚才说了，我是在属地注册，属地备案，不是到我这儿来备案，是由地方政府来履行这个职责，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来找我呢？就是因为邢彪那儿，他这个社保，谁要想拿社保的钱，必须拿到发改委的备案他才有资格，但是实际上我备了案我批准了，他也不一定给，反正就是这种关系，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很谨慎，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我备案的管理机构你要符合一些基本的条件。

　　比如说你的高管人员，我希望你有一定的相关的从业经验，当你有(英文)是最好的，当然我也希望你的管理公司，你的基本的管理制度是健全的，我要看看你这些东西，我希望你的管理公司的资本金最好是越多，我觉得越靠谱儿，同时你在我这儿备案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机构投资者已经对你有出资的这种承诺，如果你能拿到这种书面的承诺给我，我觉得更放心，要不然我还是有一点担心，我怕你拿了我这个备案到处到市场上去忽悠，你说我这是发改委批准的，你们给我钱吧，我肯定能帮你们挣钱，像这种事儿是我比较担心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种备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具备我们说的管理办法所具备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如果你具备了就可以了。当然现在为什么你说难其实也不是很难，因为备案是一个试点，试点我没有按常规来做日常工作，比如说你成熟一家，我就备案一家，我现在采取的是一批、两批，既然是一批、两批，我可能就把有些报来的压了一段时间，就给人感觉有一些就觉得等了很长时间，原因就这么简单。

　　第三个问题就是适度监管的模式从哪几个方面去把握，其实很简单，所谓适度监管就是我们不主张实行严格的审批制，而且我也不会主张你，把你本来，你一个(英文)这种(英文)我向社会公开，我管理部门我需要你公开一部分信息，让我掌握你的经营状况，同时最主要的是我要求你对LP你得做出一些信息的公开，所以这种约束关系不是建立在政府对PE的这种严格的要求基础上的，我们还相信LP对GP之间是有约束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行业协会在PE的管理上面能够起到这种自律的这种作用。

　　我想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适度监管的这种理念。

　　主持人：

　　徐司长，其实你们在底下很多人了解他想说什么，但是关于备案的问题都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我和方星海都受制于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两个地方光看着在别的地方备案，我们两家就发展不起来，那么我也希望我们能尽快的出台一个规则，让更多的地方都能够发展PE，因为如果PE发展不起来，中国的下一个高新技术整个的支撑经济发展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应该说徐司长对于整个备案过程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么接下来有一位表扬我们方主任的，就是说他想问一下，上海外资在上海设立人民币基金，管理公司，以及设立基金的情况，另外一个外资退出的过程当中怎么解决外汇限制这个问题。

　　方星海：

　　上海做的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外资的PE管理公司可以在上海设一个全资的子公司，或者是一个合资的子公司，是管理公司，是一个GP，你可以在上海设一个全资或者是合资的公司，那么这个设立的全资或者是合资的公司以后，它要管基金，你可以合法的发起设立，注册在上海的这样一种人民币的基金，那么这些LP都是本地，就是国内的有人民币资金的这些LP，那么这项业务也可以做，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它并没有牵扯到就是说一个退出的问题，因为你只是设立的一个管理公司，并没有说外资把钱放在国内设起来的PE基金里面，所以不存在一个退出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外资PE管理公司它在发起设立人民币基金的时候，它也要在这个基金里面作为GP也要象征性的投那么一点点钱，但是作为一个外资企业，现在按照我们国家的外汇管理局的一个规定，它又不能像PE，人民币发起设立，他自己发起设立的人民币基金作为GP能够投一点钱，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下一步可能用什么样的一种办法，我觉得是应该解决的，因为他们投的钱很少，1%、3%，只有一点点，然后外资PE管理公司本身的注册资本金也比较低，所以不会牵扯到一个好像因为他们投了钱进去，外汇流动太多，这样对我们国家的汇率或者说外汇市场带来冲击，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我想下一步在有关方面进一步的协商给予解决。

　　主持人：

　　好，他提的这个问题方主任做了非常好的回答，就是外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大家都愿意在中国发展股权投资，那么外资怎么进来，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那么上海应该说走在前头，那么这样给整个国内外资的进入，尤其管理公司的进入，应该说带了一个好头。

　　下面我想问问咱们Simon Walker和Katherine Woodthorpe，就是你们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是怎么解决LP对GP的信任？

　　Katherine Woodthorpe：

　　我真希望我知道这个答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LP和GP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关系，而且LP对于他们的GP的一个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这种关系如果GP对他们的LP不是做的非常好，或者是基金管理的不是很好，因为是长期的应用关系，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而且我觉得在过去几年中这种平衡有点变化，在两年前GP好像有一点自大了，因为尤其是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些GP，非常好的GP，GP就直接告诉他们想要告诉他们什么，而不是说LP想要问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GP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是在筹资方面比较困难，所以说就让我回答一些LP更多困难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Simon Walker：

　　我非常同意Katherine Woodthorpe的观点，事实上它是在长期发展的一个工作，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而且给你的LP有一个很好的信息，那么在英国的情况，尤其是在伦敦来讲，它已经建立了，伦敦是一个国际PE的中心，而且我们在很多英国的公司一半的投资都是来自于，比如说来自中东或者美国，那么能够尽量的鼓励这种资本的流入，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觉得中国也是可以效仿的这样一个模式。

　　主持人：

　　我们今天这场就到这儿，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大家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对PE行业应该实行适度监管。

　　第二个观点，要在监管过程中要处理好信息披露和PE管理公司行为的关系。

　　第三，就是LP要如何考评GP，以及GP和LP之间关系的变化，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四，就是在PE发展的过程中那么地方政府的作用和中央政府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地方政府更侧重于发展。

　　第五，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在主要城市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潮流。

　　好，我们感谢参加我们这组论坛的中外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会所有的听众，让我们再一次对嘉宾们的观点表示衷心的感谢！

　　平行论坛二(B会场)

　　主题：在中国进行PE投资的优势行业探讨

　　主持人：好，我们开始！今天这个论坛集中讲中国的私募行业的发展，以及行业的特征，今天在座我们请到了五位在这个行业非常活跃的嘉宾，其实我今天是代替吴尚志先生，因为他今天生病，我对在座的五位不是很熟悉，刚刚见了面，前面几分钟请各位介绍一下，我是沈南鹏，我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红杉资本创始合伙人，我们的领域比较偏重在互联网消费产品和服务，健康服务，以及新能源领域，过去的四年里面我们有美元和人民币的基金，两种不同类型的基金，也有针对早期企业的投资，目前投资50家公司，包括已经上市的4家企业。我们红杉还是秉承了一贯以来的理念，能够给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从增值服务，我们也更关注一些我们更熟悉的行业与产业，这四个行业是我们投资最集中的行业，接下来由各位分别介绍一下！

　　郭子德：谢谢沈总，大家好我叫郭子德，我代表新天域管理资本公司，我们主要做的是成长期公司的企业的投资，成立于2005年，目前所管理的基金，人民币基金总数大约超过13—14亿美金，我们陆陆续续投资了一些项目在14年里面，我们主打了几个行业，根据现在形势的改变，我们在当中做了一些调整，我们注重行业第一我们叫做再生能源这块，还有消费者的产品跟服务方面，还有就是保健、医疗这一块。第四块所谓的制造业，我们比较注重的是制造业，里面有自己独特的技术。在我们过去的投资项目里面，比如再生能源里面我们也有一些投资，在消费者领域里面我们也做过一些投资，比如说像双汇食品等等，在医疗这一块我们投资了一个哈尔滨的一个企业，我们也投资了一个叫做中国干细胞，最近刚刚推到纳斯达克上市了，在制造业我们投资了美风等等。在过去我们也比较关注的是在投资里面所分配一部分是属于国企，一部分属于民企，大概有一半一半占的比例。目前对整个形势，我们跟大家所一样的看起来比较好了，相对于来说几个月前，整个投资的感觉跟情绪比较强烈，我们下来还可以继续把主要提的课题再深层次的做一个探讨，谢谢！

　　帕特丽莎·迪宁：我叫帕特丽莎·迪宁，我来自于尚高资本，我们管理的资产是85亿美元，我们投资的行业在美国的话，在欧洲都有，我们主要感谢那些低迷的资产，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最佳时候，我们现在也做一些微型规模的美国并购，今天我们想想说说我们金砖四国资金，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中国在金砖四国当中占我们最大的比重，我们第一笔金砖四国资金是05、04年募集，我们在四个国家也是实现多种的战略，在讨论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比较一下我们在其他国家怎么做的，我们现在又开了第二支基金，我们PE也是经常变化的，我很高兴大家，我们在中国也有办公室，而且也在扩大，在上海也有办公室，在北京也会有了，我们在印度也有办公室，我们也会在俄罗斯、圣保罗也会有办公室。我们既做直接的投资也做基金中的基金，对金砖四国我们是做基金中的基金，我们可以更多的考察不同的行业，包括美国，包括世界各国的，其中我们给金砖四国的是十五亿美元，我们已经把它投给了500个国家，根据行业给它分门别类，在金砖四国的投资当中，我们在中国投资最多的行业，而且表现也是最好的行业就是制造业和工业，包括水泥和太阳能这些就占了我们金砖四国30%，消费者行业、零售业，比如体育品占12%，食品行业、牛奶、糖果这些占了10%，还有媒体娱乐业也是很重要的行业对于我们来说。我之后会跟大家一起探讨，我会说的更详细一些，我还会提到在我看来很有意思的行业医疗保健，我们看到医疗卫生的领域的机会越来越多的。

　　姚骅：我叫姚骅，我是苏州创投常务副总裁，我们这个团队有6支不同专业的团队，我们6支团队管了10资金，我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技术项目，包括集成电路设计、软件、通信这些领域，我们在比较成熟的项目主要倾向于一些行业的领头，目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有色金属，我们最近投了一个做钛的公司，另外我们会在信息服务，ITS方面有一些投资，我们投了两个亿投了方正国际，在未来中国发展过程中信息服务业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发展。对于我们未来的基金的投资的方向，我们可能要根据我们目前国内发展的现状和国际的形势可能会在消费品和健康行业产业，还有我们清洁行业做一些产业的布局。总体来讲，因为我们团队是按照企业发展不同阶段来进行布局的，所以说我们更倾向于在对于一些产业的整合和对一个行业上下游的产业链的投资，我们投资特点可能是比较注重于产业链的投资，谢谢大家！

　　罗伯特：各位下午好，我叫罗伯特，我是清水资本执行合伙人，我们这个公司01年成立的，现在管理的资产是17亿，是泛亚洲的投资，中国、印度以及所有其他亚洲的国家，但是不包括日本，我们有六个不同国家办公室，然后也有在地方的这些团队，各地的团队。然后他们会根据地理的一些因素或者是根据产业各国的一些情形进行分析，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能够在此跟各位强调，我们投资的战略是我们在任何一个PE的市场当中都特别重视的就是投资的战略，我们希望能够以这种一致性，而且持续的方式达到共赢，这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像刚才今天早上吴行长提到的，就是企业重组，国家重组，经济重组，产业重组，这些所有的这些重组，其实对很多的公司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步骤，你可以透过财务上的进行重组，而且也可以透过资本来形成或者来促成这种重组，这就是我们这个公司不仅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以及对我们中国的投资人来说，我们在中国各地都做了这些透过资本重组，透过资本来促成的重组。我们每次讲到不良的资产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出现问题的这些资产或者公司的时候，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对于任何的行业来说，在企业的变化当中，还有对PE市场当中，其实这种重组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所以当我们讲到PE市场当中每一个行业，比方说刚才很多嘉宾提到中国的市场有多成熟，我想我们会见证到这种重组是不可避免的。

　　王建盛：我是英联合伙人，我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在中国现在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英联的历史很长，有60年做直接投资的历史，它的主要特点完全是英国政府的在发展中国国家的投资机构，是一个完全政府拥有的，在后来成功的运作了40、50年以后，在2003年成功的进行了转型，自己本身成为了一家独立的商业的，也是叫做真正成为一个发展基金投资公司，英国正确还是一个股东，但是这个公司是完全独立运作，商业运作的，这是第一英联第一个特点。这个转型想跟大家谈一下，很多企业对英联本身的转型很感兴趣，英联很专著于新兴市场做投资，并不到发达国家去，在过去60年一直这么做的，现在在发展中国家做投资，我们在非洲有很大的投资的团队和投资的项目，做的很成功，还有印度、拉丁美洲、东南亚，中国是2000年进入到中国，到目前为止一共投了大概4个多亿美金的项目，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大家可能听说过，比如说中海油、蒙牛、无锡尚德，这都是做了投资以后跟企业一起成长，而且很成功的退出，也碰到一些不太成功的案例。

　　我们在分析投资的行业，从进入中国2000年到刚开始几年一直是在各种各样的制造、加工行业进行投资，不管是蒙牛也好，是这种农产品的加工或者是无锡尚德这样的制造加工业，我们现在有14个专业投资人士，这个团队的侧重点主要是消费和服务的领域，这是我们鉴于公司对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观点，中国比较特殊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来看，经常好多制造行业动不动就产能过剩，竞争非常强烈，尽管我们什么行业都在看，都在寻找投资机会，我们主要精力放在消费领域，我们最近投的几个项目大家听到七天连锁酒店，这是一个挺成功的经济连锁酒店，大家如果在北京的话，还有像安博教育发展很快的民营教育机构，这些代表了英联投资公司现在在中国的投资重点和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总讲到从制造加工向消费服务方面在转，重点是不是更多的，我想听听在座的其他各位的意见，我们以前讲中国制造及确实也是产生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无锡尚德是其中一个，中国最早的前30年财富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为产业的拉动，越来越多现在是消费在中国，这两个主题在你们认为未来哪一个可能会有更重要的主导型，然后你们在选择当中，这两类行业的选择当中有什么样不同的标准和考量的一些方式？

　　王建盛：我想说一下，刚才提的这些行业，最近我也参加的几个同业的年会，大部分对这几个行业都表示兴趣，做这个行业研究各家所做的相差不太远，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事实，当然今年09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就说了消费所花的钱已经是5.9的推比，跟去年比较涨了15%，包括中西部的增长率更是可观，除了国家的政策之外，我想大家很明白，很了解，几个事情都凑到一块，所谓金融危机之后大家消费的意愿突然间增长，其中也包括了生活素质的提高，跟可能未来所谓可支配收入不断的增加。对于市场的细化怎么细分，大家可能就不一样，市场的细分里面有一些大众的产品，有一些中产阶级的消费的产品，基本上这个细分了以后，这个里面哪一个方向要下苦功，我看各家的看法不一样，这里面隐藏的商机是比较正面的，为什么同一个东西看起来比较简单，我最近做了一个投资，这个投资其实就是运动鞋，我们做的一个运动鞋把它带到纳斯达克上市了，它的对象恰恰属于三线、四线城市的，针对的对象就是原来穿着一双帆布鞋干活的人，他们现在愿意多花一点点的钱买一双运动鞋，它所追求的就是有品质，有素质，有质量，等于把这样一个成本降低的好处给自己一帮收入比较低的人来用。我们市场的细化里面做更深三层的分化，往中产阶级这一块来去看到的行业更多了，这里面包括服务，我们最近比如说像对于女性的这一块，比如说化妆品，比如说未来虽然说五花八门，但是最终总会出现一些比较可以接受的在前端，走在前端的赢家。

　　所以这一块是一个方向，制造业我们也看到了，不断的提升，30年前的日本制造代表品质不太好了，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就会变好，在工业加工这块，只要在品质上有提升，他们常常定自己一个目标，我只要追上德国，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只要这样我们会有不断的好的企业冒出来，这就是我的想法。

　　罗伯特：可能简单的补充一下我的想法，可能跟刚才这位同事不同的公司投资不同行业的理由，如果看制造业，还有消费行业，我们认为消费品等于是非常热，它增长非常快，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愿意进入这个消费品的市场，如果大家都进入消费品的市场以后，今后价格就很高了，最后你就不挣钱了，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等到大家对这个东西不热的时候，大家都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做，相信我们反其道而行，我们愿意投资制造业，比方说太阳能，太阳能今年少早的时候，太阳能的市场也出现了产量过剩。然后虽然今年的进口产品的市场等于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像尚德这样的企业，他有八倍的杠杆，如果说它一旦能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还能够胜出，还能够撑过最困难的时局的话，比方说像尚德，我们就会持续说这个公司在经济回升的时候，也会成为恢复反弹最快的公司。当大家不愿意投资的时候，这是你进入最好的时候。

　　帕特丽莎·迪宁从制造业和投消费品没有什么两样，我听你这样说的原因他可能要回复一下刚才王先生所说的话，在中国我们选择是很多的，我们做PE，我们不关注这些宏观的东西，我们目的希望获得有吸引力的估值，然后找到好的公司，有价值，高质量的公司投资的以后，做大了以后最后退出，我们希望找到是最好的公司，而不是最有价值的产业。

　　姚骅：制造业是不是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从长期来看，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美国经济消费的观念发生的变化，超前消费对制造业也重大的抑制，从中国来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中国政府正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保障能力，这样必将大大刺激中国消费的增长，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消费是一个趋势，我们说服务业和制造业哪一个更好，我们要看个案，从方向来看，服务业和消费应该是一个趋势。

　　主持人：谢谢！

　　王建盛：英联我们努力方向是消费、服务这个行业，基于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国经济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以加工、出口、创汇型的模式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特别是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它会消费第三产业当中，在整个国民经济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在消费服务方面相对比较落后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觉得以后增长潜力非常大，我想也说明一点，我们不是说排斥制造或者是加工这方面，恰恰相反，我们也是积极的看各种各样的机会，像刚才罗伯特先生讲的，尽管一个行业有可能是产能过剩，或者是竞争非常厉害，但是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行业和企业的整顿、重组这样的机会，但是我想在这一点再加一句话，如果跟其他的国家相比，在中国还有一个附加另外需要关注的，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关注的因素，政府在这个里面所起的作用，你看现在消费领域，服务行业里面基本上是自由竞争、开放的，是可以竞争，可以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但是在加工制造这方面，能源这方面，在中国经常有政府主导的一些新的投资行为这个东西有时候并不完全按照市场的经济的规律，是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需要在这方面发展，在这方面有时候出现更多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你不知道这个时候突然会，比如说像水泥、钢铁，有时候产业增加很多，就是地方政府在大大发展这些行业。

　　主持人：谢谢，看来行业的选择要根据大的走势，郭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郭子德：我没有太大的补充，我想做PE投资，不是选一个户在柜面上，拿了就走，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PE存在一个困境，你主打什么行业，中国这个情况下来以后，昨天有一个会我参加了，他们说五花八门，很多行业不断冒出来，当然最终我还想补充一句，不管我们选什么行业、企业，除了刚才讲的市场细分以外，这个企业本身是不是能够执行，是不是提出量力的成绩单也是我们看的，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我们进入的价格，我同意大家所说的大趋势的确在那边，这个大趋势下面的人厮杀的情况，谁也说也说不准，在选这些投资的时候，各有各的看法，我只是要补充这些。

　　主持人：大家比较关注在个案上面，大家都讲到关键是价钱是贵，还是便宜，什么东西贵还是便宜？你们认为是几倍便宜，是8倍便宜，还是15倍便宜，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价钱是便宜的？有些是增长期的投资，有些是横跨增长期的，就你们来言，在中国的情况下，什么样的PE市盈率你们认为是便宜，可以进入的？

　　郭子德：我想这个课题常常比较具体一点，所谓便宜是相对的，在市场往上走的时候，你说四十倍、100倍的PE你说合理吗？有人说40倍还是合理，因为它的成长性是很高的，这绝对是一个相对的，而且每一个行业不一定是用一样的标准来衡量，在每家PE公司做投资的时候，你做股价的标准不一定一样，你参考的因素也很多，除了市场因素之外，最后回去基本面，基本面里面，不管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公司你挑选了，我觉得它是不是可持续性的继续发展下去，在基本面上完全不能抹煞的。进一步说这个价格，常常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尤其现在在整个市场稍微好转的时候，常常有人说你出的这个价格，另外一家突然杀进来，我帮家加了10%、20%，你怎么办？是他不合理，还是我不合理，我不合理或者是我给的价格太低，或者对方我觉得它的价格本来这么高，这里面考虑的因素太多了，除了你心目中有一个价值之外，还包括考虑你是不是拿到这么好的企业，这个市场上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让你做参考，或者去追，这都是你考虑的因素。

　　帕特丽莎·迪宁：在一个交易做成之后，这一个进入的价格是变不了的了，我觉得9—10倍的市盈率已经很高了，在日子好过的时候，市盈率可以高达20倍，我不想说在座的有哪些人出过这么高的市盈率，肯定那些公司后悔了，哪一些行业是年增长达到30%、40%，是的，有些行业就是成长那么快，如果你的市盈率低于9—10倍的话，你也许是很不错一个交易，我觉得对于你出的估值是非常重要，估值的时候要有几虑，一定要自律，要把握好自己。

　　姚骅：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够回答好的话，肯定是世界顶尖的PE，说实话，我们对企业的估值的问题，基本上几个原则，第一个有没有同类的并购案例，国内游没有同类的投资案例，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是一个参考，第三是有些企业还没有盈利不能用PE来算。PE评价一个企业的价格是最最表面的指标，企业发展的先例，团队的能力和水平都比这个指标重要的多，但是事实上我们大家去投资的话，都是按照PE的价格来算的，高和低完全是个人的感受，比如这个企业给你要了20倍的市盈率但是成长很快，明年可能有30倍的市盈率，中国的市场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的市盈率比其他的成熟的市场国家市盈率要高，中国有一个成长型溢价，它的市盈率应该比其他的高。

　　说实话国内的机构越来越高，今天15倍不投，明天16倍就有人干了，这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对公司判断的标准是从公司综合发展的潜能来做出评价的，PE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罗伯特：是的，还是要说到估值的问题，大家的角度差了180度，你说市盈率，有的人说市盈率这个概念太老了，我们更多关注企业现金流，因为你有一天要退出，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对那些很年轻的PE在亚洲，你要想到你的退路是什么，好的退路离不开好的现金流好的企业，大概五六七年以后才能够看到。我们还要看一个企业的净负债，我们是2—6倍，我们看到一个企业的时候你的净负债是6倍以上就免谈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市盈率肯定是要看的，它的现金流是不是支撑负债呢？是不是进行成长呢？不是给我提供一个退出渠道呢？对中国的前进步伐毫无疑问的，在中国有很好的退出机制。即使我们退出以后，企业会继续的增长。现金流还有其他多种因素，基本上都很好。

　　王建盛：PE用这样的比例来看这个公司，做投资决定只是一个考虑的因素，我觉得刚才几位都提到了，要看一个公司，要看它最最根本的东西，要对它的模式，对它主要的控制人，主要的管理层，要对他们非常了解，你可能看到今天的PE比较高一点，是不是看到这个企业还有新的增长点，它的业务发展未来主要是什么样的趋势，在这上面我想在座的大家都有同感，在中国的环境下面，有时候这个决定很难做的，为什么？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经常碰到有些项目，有不少潜在投资者都在表示有兴趣投资，对英联来说我们有一个最根本的概念，如果有很多投资者抢着投这个项目，我们一般不会抢着积极去参与，因为这个时候价格大家容易把它捧高。尤其创业板上市以后，一些新的公司，PE非常高，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国际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好，还是其他也好，国际上的很少参与，一些最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是随时保持冷静。

　　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对市映绿PE价钱的诠释，我看到在座各位都是不同形式的基金，帕特丽莎·迪宁，你是不是给我们不同类型的基金在中国都有赚钱的基金，你会在这些基金当中做怎么样的分配，每个基金相应的回报和风险在你看来呈现什么样的不同，你可以先提一下你的分配方案，看看，我们在座的各位同意不同意。

　　帕特丽莎·迪宁：这不可能，这不是一个宏观的回答，只能微观的回答一下，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科学的公式说20%分配给收购，40%给成长型，另外5%给谁，我们主要看各个基金经理的想法，每一笔的交易，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分配公式，但是有一个趋势是存在的，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青睐于成长型的投资。其实对于那些高科技，高风险的早期的行业，我们没有必要去涉足，我知道罗伯特你支持过很多，但是你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罗伯特：对不起，你的结论是成长型的资本能够带来更高的回报是吧？

　　帕特丽莎·迪宁：是的，当然风险调整过的收益了，比如说看看你们的公司，我知道你们公司不是做早期的，是的，我知道你们有很多是成长型的投资，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也兴起了收购，我们尚高也在中国扩大收购方面的投资，我们不会惩罚GP，不会因为他们有什么举措而惩罚GP，其实我觉得现在投资于收购，以后会有很多的回报，不是杠杆收购。

　　主持人：姚总你怎么看风险投资回报在相对于风险和收益相对基础上比不上增长期的观点，你怎么看？

　　姚骅：早期项目投资周期很长，早期项目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刚刚出生，需要很多的呵护，VC和PE不一样，做VC的人就是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像郭总他们做企业家背后的企业家，是战略者，但是VC做经营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要付出努力。我不反对你的观点，可能早期项目比较漫长，但是如果早期项目看的比较准，我相信它的收益应该比成熟期、成长期的回报更高一点。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团队做了20几个项目，目前80%的项目都健康，而且估计最近一两年之内有四五家企业会在创业板上市，这里面只要有两家上市了，两家退出回报都非常高的。

　　主持人：我把下面的时间留给在座的各位，可以提三个问题，我已经收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问我的，在座的各位可以补充一下，问题是红杉是否采取了罗伯特的选择方法？这也是我们做增长期投资里面比较重要的话题，作为一个在中国比较活跃的基金，比较容易的一种选择，有很多每天商业计划书来，财务顾问打电话来，很容易做这样一种应对的项目，其实越来越多，我们感觉很多好的项目来自于非常仔细的分析，都是对行业比较深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对行业一个进行比较深的了解之后，我们最后主动出去找项目，这个时候找来的项目的效果，我们对公司的了解应该讲比我们直接的收到财务顾问一个电话说这个项目下个礼拜就要招标了，这个来的效果要好很多。越来越多的，我感觉作为一个基金来讲，所谓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核心竞争力至少一部分，我们认为比较熟悉的行业，有一个比较深的专业理解，包括它的价值链，什么样的企业在这个子行业里面是可以投资的。再加上我们对每个企业的工作，再加上对进入价钱的判断可能是好的投资，综合因素当中可能把握的最好的方法。这就是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还有什么其他要说的。

　　王建盛：你对PE你怎么看？

　　主持人：就是PE和VC的问题。

　　王建盛：就是你自己问题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不断探索的问题，到底问谁要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想，有两类人问他们要答案，他们会给我们一些见解的答案，一个是分析员，有些人说很讨厌投资银行，不管怎么讲，投资银行的分析员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一个行业的定价和标准。这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第二点我们更多需要了解公共市场投资者，因为他们是在公共市场定价者，我们看到很多IPO他们决定这个股票能不能最后成功上市，在什么股价上市。我们不是生产型企业，我们问一下我们下家是谁？我们下家希望产生一个成功伟大的企业，但是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这些企业价值是被公共市场决定的，尤其增长型投资，我自己在学习不断的去了解，这两类人怎么看，就是我们手上产生的这些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做定价，而且我感觉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我们看增长，当我们看一个企业长期增长性，有时候跟这些分析员或者跟基金经理看的问题还不太一样，在这个当中，我不想丢失对这个企业长期看法，我们还是学一学基本市场的角度，对我们投资增长型企业有好处的。

　　最后感觉市场决定一切，比如说比较成熟的市场，不管香港也好，还是纽交所也好，有成千上万的人买股票，得到一个点，这个点让我们思考这个点到底代表着什么，谢谢！

　　我想把后面的时间留给听众给提两个问题吧！

　　提问：你刚才提到能不能给我说一下一个健全的法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才敢投资面临危机的企业？

　　罗伯特：这其实也是我想要问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谈到的，我觉得法制是非常重要的根本，但是法制的建设不太可能是隔夜就建成的，我们在中国，我们的200亿当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去评估不良资产，所谓的不良资产，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在做PE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法制框架的话，当然很好，我觉得在中国做PE投资的最关键仍然是法制结构，还有一个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国的债权人，中外的债权人，还有中外的股东是不是能够在这种经济下行或者出现破产的情形，有相关的权益，权益是不是能够获得保障，我觉得中国这方面的权益保障已经有所改善了，但是并不总是这样，我觉得过去有一些转型，我们看到在法制方面的确有一些进展和转型，但是我觉得你们在市场做的，在政府里面做的，都应该要关注法制的问题，对于我们实际从业的这些人，尤其要保护这些投资人的权益。不管是个人投资人或者是法人投资人，机构投资人，不管是对上市公司或者是私营企业来说都是如此，所以老实说我觉得法制框架还有我们一些先例，好象还不够强，当然有一些例子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是我看到投资人的权益获得保障，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还需要更多一些公司，我们在中国的一些项目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不错的公司治理，而且甚至是立案的公司，或者愿意使用香港或者是美国的法案，或者是有非常高的透明度，我觉得这方面的确在中国有所进展，法制法规的透明度有些提升。

　　提问：你们手上投资企业当中，你们找到好的企业，优秀企业来的渠道是什么样的渠道，是通过政府的渠道，还是更多通过顾问公司的渠道？

　　郭子德：渠道我不晓得怎么诠释它，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刚才进沈总说的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说自己先去调一些深入的调研，然后再把行业里面比较有江湖地位的几个定下来，然后下面的人再去找，里面有律师、会计师，包括自己所有的联系，还有见政府官员，让政府官员介绍一下，基本上大部分应该是属于这方面，现在有一些趋势渐渐产生，通过一些所谓中介机构这一块，当然也是渐渐的有，我们尽量的避免中介机构，因为本身包括投资的经理都会让自己开发自己所谓的投资项目，这其实没有什么秘诀的，就是勤劳，多看多去地方，多找，多接触。我以前通过一个资深的老前辈，就是你多花一点时间，没事找企业老板喝咖啡，通过他们的介绍才会了解哪个企业做的最好，哪个行业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

　　帕特丽莎·迪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作为组合基金的话，第一个问的问题，你手上有多少项目你怎么找到这些项目，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在中国也是运行非常重要的部分。你找到自己的网络，或者自己关系当中找来的这些项目，而且就像刚才说的，不要只是大家热衷的，大家一窝蜂跟着去追这个项目，而是到二线、三线的城市，因为这些地方其实会有很多的机会的。大家当然有的时候找一些中介机构，但是通过中介机构估值就会有所模糊，我认为最终如果你的交易当中如果没有2/3或者1/2就有问题了

　　姚骅：渠道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渠道有很多，有政府、中介机构、律师、会计师、被投资企业。我们今年有个项目怎么来的，一个销售的产品突然增加，我们一看增加的非常快，3倍、4倍，而且这个芯片是专用的芯片，我们就看它的用户是谁，我们一看这个用户不错，这就是我们投资机会，应该说投资机会的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罗伯特：我同意，就是从内部去找自己做研究，自己做工作找到这些项目的来源，当然我们可以找中介，但是真正的利润主要要靠你们25、30个行业的分析人员在你的团队去找到合适的公司。

　　王建盛：英联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英联的方式方法代表了一些著名的公司都有类似的方式，像我们团队里面是全球团队，然后按不同的行业分的行业的专家团队，比如像我本人在英联里面就是金融服务行业团队的一个成员，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分析不同国家的这些金融服务的机构了，这些行业的情况，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像刚才用郭总和沈总，帕特丽莎·迪宁他们谈的，我们上面大概有一个战略，这些是我们主要希望投资发展的行业，我们对这个行业做进一步的了解，对这里面主要的机构、公司都去做调查，然后跟踪，进行接触，你看我们过去举例子过去投的三四个企业都是对这个行业调查的好长时间，对这里面比较排名靠前的公司都比较了解，这样才决定我们比较合适的投资目标，也有市场上通过其他的渠道有碰到所谓的机会上得到的这些项目，即使碰到以后，我们用行业的分析的方法先分析一下这是不是我们需要投的行业和企业。

　　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这边的论坛就到此结束了！

　　平行论坛三(A会场)

　　会议主题：人民币基金与外汇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及相互关系

　　会议时间：2009年11月9日 下午 15：00—19：00

　　会议地点：北京大饭店

　　主持人：

　　各位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论坛，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前面的讨论已经延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了。然后我们也争取在讨论的时候用比较简短的语言来阐述我们的观点，争取最后我们还能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提问题。

　　那么今天这个论坛我们讲的话题就是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之间的这样一种发展和互动的关系，人民币基金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仅仅是在国内的市场上我们通常大家聚在一起，这个会是在头一分钟里面出现的话题就是人民币基金，那么国内人民币基金的发展也引起了海外广大的LP的注意和重视，那么之所以人民币基金突然在过去的6到12个月发展的这么，怎么说呢？趋势很强劲，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然我们国内出现了一个社保，是规模很大的，人们又建立了一套非常好的机制和团队去正式来做私募股权投资，那么由于他们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起到的领头作用，掀起了国内人民币基金的热潮。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有很多的资本，流动性非常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环境里，海外的这些LP在投资上都放缓了，而且能够投到私募股权基金里的资本都已经缩水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在全球的范围内只有中国这个市场是钱比经济之前的危机还要多，不是少了，所以今天的论坛上都是各方面的专家，以前都是管美元基金的，现在有一只人民币基金，那么乐飞这儿他们一出售就是人民币基金，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再融一支很大人民币基金的时候，面对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另外我们有两位法律方面的专家，李黎、约翰.费德里他们都是做基金(英文)方面的专家，当然由于他们事务所的背景都是做离案基金的(英文)，但是我想在他们的工作过程当中也步伐碰到了很多，而且他们也花很多时间研究国内人民币基金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一些基础，所以我们论坛上准备了一些问题，我想以一个非常活跃互动的方式来讨论一些这方面主要的观点。

　　首先我想当然一个行业的发展，首先要有法律法规的基础，这个在中国尤其重要，我想首先请李黎和约翰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注意到在过去6到12个月里有几个大的城市，像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都在不断的推出一些以它们这个城市为基础的，对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有利的一些特殊的政策，那么这些特殊的政策当然它的起点是说希望能够吸引私募股权的基金经理到他们这些城市里融资，然后以这些城市为基础去做投资，那么这些有利的法律法规互相之间也有一个潜在的竞争，因为资本是有限的，人才也是有限的，所以李黎要不你先给大家大概有一个简要的一个概括，给大家说说现在的法律法规方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李黎：

　　谢谢，法律法规方面如果说是，主要是讲的外资金，最大的一个发展就是06年，修正了中国的合伙企业法，那个合伙企业法给在中国成立私募股权基金奠定了这样一个法律的基础，但是这个下来以后，因为它不适用于外国合伙企业在中国注册，这个是是要另有规定，但是这个规定还没有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四个城市先后发表了允许我鼓励私募股权基金在这些城市成立注册，这四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这是从基金这个层次。

　　那么很快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就出台了外商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在上海注册，这个就比较明确的指出可以有外商投资的这样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可以管理基金，也可以组建基金。北京马上也要出台，我这个稿子已经看到了，我们也修改过了，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来，昨天听北京市委各方面的领导说他们也在紧锣密鼓，应该很快就会出台。在这个基础上，上海最近又在谈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商投资的股权基金有几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就是说人民币基金可不可以有外国的GP，可不可以有外国的LP，这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最近上海据说有一个突破，这个还没有在外面公开的，还没有形成文，也就没有公开，但是大家都在议论，就是业内人都在议论，就是有一个从外汇，它也是一两方面，一个是从结汇这个方面来讲的，国家外汇局有一个142号文，不允许外资结汇，如果是结汇的目的也是做这个股权投资。

　　那么你做人民币基金，GP要成立一个人民币的一个(英文)或者是GB，这是一个中国实体，在这个层次结汇目的是要投到人民币里面去，这种情况下142号文是不允许的，但是上海这边的突破，就是说上海跟外汇局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允许GP而不是LP，做一定的结汇，那么现在有人说1，有人说3，咱们就说1到3百分比，就是基金规模的1到3的百分比允许你结汇，但是这个不涉及到下一步的问题，结汇了以后这个钱到底算人民币，还是算外汇，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上海可能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在我上海投资，如果是鼓励型的，或者是允许型的这样的项目，上海可以简化审批手续，可能就是一个备案，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法，但是如果你要投到这种限制性的企业，比如说什么上海银行什么的，保险公司，或者是说投到限制性的企业仍然需要全部的审批，如果投到上海之外它管不着，北京市也就会这方面进行一些考虑，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方面的法规。

　　主持人：

　　很好，你概括的非常全面，那么下面我想请约翰专门就上海迈出的这半步来阐述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我们业界的一些LP，包括海外的LP，包括国内的同仁，GP，一直想推出一个什么概念呢？叫做QFLP，为什么要去推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如果外资的投资人想投中国的股市，有一个(英文)的概念，也就是说你如果符合一定的未定，规模上，投资经验上，符合一定的门槛之外就可以拿一部分的额度到A股上做投资，那么鉴于说现在国内开始筹集这些人民币基金，有些是这些纯人民币基金，那么外资从法律上来讲是没法参与的，我们都希望说能不能推出一个概念，或者通过一个窗口能够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只有美元的LP能够参与到国内的这个人民币基金里。

　　但是当然这个事情不是说，从法律角度来讲也不是很简单能够突破的一件事情。那么我想请约翰给大家阐述一下，就是说这个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没有，法律上有没有这种基础说可以做的到，做的时候具体是从LP的本身去(英文)合格，还是说要从GP这个层面去让他们能够去融美元的基金换成人民币去投资，还是能够被当成本土的这个投资人来对待。

　　约翰.费德里：

　　就(英文)的观念来说，其实有潜力，有一个(英文)的制度，这个制度是针对投资一些上市的股票，而不是说针对PE的这一行，那么另外03年的(英文)的法规，就是针对创投，人民币的创投基金，那么这种创投基金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把中资跟外资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投资基金，这个是有另外一套，就是说它要看发起人有没有足够的经验，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第一套(英文)是针对投资者，第二套是针对发起人，那么我想跳开来看，这个法规到底是要保护谁，保护谁的利益，以我看到最后是保护中国的投资人民币基金的投资者，那么你要怎么样保护他，以我看应该是针对管理公司，比如说浦东，这是今年大概三年多前所通过的新法规，这样有一个设在浦东的一个投资管理公司，这个管理公司一定要符合一些基本的条件，比如说它的注册资本也好，它的人才也好，如果它只是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在税方面，它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条件。

　　那么可以从这点出发，说这种管理公司既然是已经符合了这些条件，我们就放心，如果由它来管理的投资基金的话，那么我们就放心。可以让一些外资进来，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就是了解这个管理公司，我们知道它在做什么，如果我们想要多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审查。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英文)的出发点，以我看这个(英文)投资股市的条件是相当高的，如果针对私募投资的话一定要把它降低。这样子可以间接的保护到中国投资者，可能这个观念是说，虽然我们不是很了解外资管理公司，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就是非常具有规模的这些外资投资者，加入了，入伙的，那么他们也会替中国的投资，可能他们的目的跟中国的投资者是一致的，他们可以做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其实两条路都可以走的，现在还不清楚要朝哪一个方向走，不过其实两个都是有道理的，那以西方来说，其实你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只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缩紧对管理公司的相关的法规，那也许中国会走那一条路，你如果拿香港来做一个模范的话，其实香港也是，而且最近也是在缩紧，新加坡也是。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潮流，也许会有一点影响，不过言之过早。

　　主持人：

　　我想约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一个把关，这个关是把在GP这个层面，还是把在LP这个层面，可能都有可能，或者说都会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李黎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李黎：

　　我想约翰说的是两条路，我想我这是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想法，这个事情提出来肯定是从LP这个角度提出来的，是跟(英文)的那个，叫做法律基础，这个出发点是一样的，因为中国的A股市场本来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如果你是有一定的资历的外国人，政府允许以后可以买中国的股票，这个想法也是一样的就是一般外国的钱应该是按外资对待，那么你是一定的国家认为你可以做的这个，QFLP，那么我也可以把你按国民对待，这个想法我想很多外国的机构投资者是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实现的，我想这个应该是从两个层次来讲，从LP这个层次它有一定的规定，不一定像QFLP规定的门槛那么高，但是它还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么在这个上面GP这边也有不同，就像今天早上官员们说的，如果你纯粹是私人的钱，那国家可以不管，如果你是某一个类的钱，比如说是大的金融机构的钱，那就有一定的，可能是自律，那么你要是真正拿着国家的钱，那么可能就要监管的程度要高一点，他们是没有提到QFLP，如果QFLP的钱，而且希望有国民待遇的话，可能在GP的监管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我觉得这样也对外国的机构投资者来说，对他们也是一个放心，GP如果完全没有监管的话他们可能也不敢投你的，所以这样也给GP一定动力，让他服从某一层次的监管，以至于可以拿到LP的钱。

　　约翰.费德里：

　　谈到这个问题我常常会想到一个配额的问题，就是说(英文)是有配额，只是一定要分到配额你才可以分到A股，这个配额是不容易分到的，是偶尔发放出来的，那么我自己，我想大家都是希望在PE方面，我不要朝配额那条路走，我有点担忧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采取一个(英文)，而不是一个(英文)管理公司的一套做法，也许这比较直接的涉及到配额，当然配额是都可以带进来的，不管你走哪一条路都可以配上配额的观念，不过如果是走(英文)那条路的话，可能就比较直接一点，其实这个结果就是要避免的。

　　李黎：

　　我觉得配额这个东西可能是逃不掉的，(英文)有配额，QFLP也有一定的比例，大家现在想的是不超过20%就可以得到国民待遇，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难搞掉的，就是全部都是外资还要国民待遇，好像有一点贪婪了。

　　约翰.费德里：

　　我觉得你们两位都有道理，我们可以继续探讨，比如说你要问在座的GP，他就会说，不管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这个事情我们社保的理事长，刚刚在泰国曼谷的一个机会上发表了一个他的看法，那么这个事情恐怕是说从技术层面是可以做的到的，但是从政府政策方面，这个是不是(英文)，不一定能够马上做到，也许在今后的五到十年之内我想我们还会面对人民币和外资中间的分隔。那么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下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在我们刚才争了半天人民币基金，我们谈到的是纯粹的一个人民币的基金，那么这里面所有的钱都是来自于本土的投资人，所以说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投一些受限制的行业，田立新他们搞了一个人民币基金，这就是另外一种方式，这里面也有美元，也有人民币，它也有它的好处，所以现在我们请约翰用他现实的一个例子讲一讲，既然说你这个合伙的人民币基金，还是以外资对待的话，到底有什么优势？你为什么还要搞这么一个基金呢？

　　田立新：

　　主持人讲的很好，对我们GP来讲，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找到最好的投资案子，然后得到最好的回报，与国家，与社会，与我们投资人，与我们自己团队都能创造共赢，这其实是我们一个GP，从某种意义上最原始的定位，我非常赞同刚才各位讲的，找好案子来投资，从我们实际经验来看，德同资本这一块，我们过去这十年一直在中国非常活跃，但是过去都是做的美元基金，我们的出资人也都是国外的，但是这些年来尤其过去这两三年，觉得人民币基金是一个大趋势，而且的确在我们具体在找案子，在投资的时候很多企业家，好企业第一句话，尤其现在，尤其创业板开了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是投人民币基金，还是美元，如果要是美元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这是对我们很现实的。

　　所以在两年前，我们也算是做了一个创新，我们是中国第一批外资里面得到商务部的批准，就是在北京的商务部，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做这个事儿，得到了一个身份，就是做了一个中外非法人的这个投资企业，那么是跟苏州这边合作的，苏州这边也是非常的与时俱进，而且对这些事情非常了解，所以我们很顺利的做成这个，苏州出一部分钱，我们从美元基金也拿出一部分钱，所以我们现有国外的LP也能分享到这个人民币基金的这块蛋糕。但是在实际操作起来，这个所谓的中外非法人合资的企业这个投资，也有一些实际的障碍，比方说不是所有的，因为我们的投资都是全国各地的，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明白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跟他讲，我们是一个中外非法人的投资企业，我们是可以投资的，根据国家的这样的条例我们是可以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花的时间，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们更多的应该找案子，帮助企业家成长，然后最终退出，是做这个事儿的，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就花了更多的钱找律师了，这还不是很顺畅，当然这也是咱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也是往前走，但是还不是那么顺畅，这也是我们迈出了小小的一步，通过中外非法人合资的这个，我们也尝到了人民币投资的甜头，我们觉得这个一定是大方向，我们也想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探索。

　　好，谢谢。

　　主持人：

　　谢谢，讲的非常好，那么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且我们也有不少的，不管是以前管美元的基金也好，或者是一直都在管人民币的基金也好，都在筹集人民币的基金，之所以我们前面的谈话集中都是美元基金LP，或者是美元的基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也就是中国的私募股权这个行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十年，基本上是完全由美元基金来主导的这样一个市场，这当然是符合我们国家鼓励外资投资的一个政策，但是也是因为对私募股权投资的经验、人才很多都是在外资的推动之下培养起来的，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不断的有人民币的资本涌入私募股权这个市场，所以说我们就作为这些传统的外资的LP来讲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只是管美元的基金，是不是一定要融一个人民币基金，不融行不行，刘晖你说说。

　　刘晖：

　　不融不行，其实我一直是做外资的基金，首先是看到人民币基金现在这么火起来这么一个市场，突然间就是没有主意一下子市场就火起来了，应该是期盼多年，因为我是从91年就开始做PE行业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带着黑石来中国到处碰壁，那个时候太早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只是暗中支持，因为没有政策，不能明着支持，所以现在这么好的一个PE的市场，大家都做PE了，所以首先是好事儿。

　　那么这个前景我觉得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参与呢？因为最终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投资还是主要靠本土的资金来源，所以从长远来说人民币的资金来源，人民币的基金肯定要在PE市场上占有一个主要的位置，所以我们作为PE行业的参与者肯定要参与这个行业，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还是不能盲目乐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观望呢？虽然我们是落在后面了，因为我们很多各位从业的这些兄弟们，这些大老们都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一直这一年多就在看，确实一方面也在后面着急，另外一方面也觉得不是很容易做，从目前来说不是很容易做，市场有培育发展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LP文化培育的过程，LP怎么做好LP，诚信的建立，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这一轮这么热情大家都往里跳，那么肯定就有人受伤害的，那么这个市场的恢复信心要有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不会一夜之间人民币基金就主导市场了，未来前景也是这样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还要有一个观望呢？就是说从目前来讲，人民币和外币的基金各有的作用，各有各的长处，目前来说还不是说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比如说有愿意在国内上市的，你是美元基金不要谈了，因为我要A股上市的，你是外资来的不方便，那么另外一个角度讲人家还有在外边上市的，再一个我们现在也接触了很多国内的LP，当然刘总这边，中信的基地比较大，它这个LP是比较大的机构是LP，我们接触很多LP在做交流的工作，这种LP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就是说在中国还是汪洋大海的LP，上市公司，或者是一些大民营企业，甚至民营企业老板，这些一个人出个五千万一个亿差不多了，不会出太多的钱，从他的观念上是比较重视短期的收益，因为诚信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不愿意把这个钱锁定十年的时候咱们再见效，他希望马上看到回报，有一点急功近利。

　　那么GP去选项目的时候你要顺着他的胃口，第一期要抽人民币都要做短平快的项目，大家想一想，我们一年有多少上市公司，大家都去做IPO，那么就不要去做了，这样一抢把资产价格也推上去了，外资在人民币基金规模现在大多数比较小，所以它做的项目投放量也是比较小的，几千万人民币，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到了一定的增长瓶颈，从10亿上到50亿的规模就上不去了，真正从这一个级别到上面领导的级别，不是需要几千万人民币就可以解决的，刚才也在讲增值的问题，我们的投资方式也是突出一定要为企业除了带来资本，还要带来增值的服务，也就是说在增值，尤其是在企业效益的提升或者行业整合里面去拿到更多的增长，在这个方面外资的基金可能运作这么多年了，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多一点。所以目前来说各自有优势，也不是说我们太悲观的说钱投不出去了，我想没有那么快，十年之内肯定有很多的生意做。

　　主持人：

　　你刚才说的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在国内融资本土的人民币的LOP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跟他们建立这样一个长期的互动的诚信的关系，我想在这方面乐飞肯定是体会最深的，因为他在人民币筹集起来有限的基金里面是领军人物，另外投资的过程当中美元的基金和人民币基金之间说竞争也好，或者说互补也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我想这两方面乐飞你谈一谈你的体会。

　　刘乐飞：

　　我向大家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们这个基金是叫中信产业投资基金，我们应该说是接受监管的这样一支基金，我们当时是在经过发改委批准，那么由中信证券发起设立的这样一个基金管理公司，那么我们发行的第一支基金也是属于由国务院和发改委批准的，那么叫做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这是我们第一支人民币基金，那么这支基金应该说我们从去年年底12月开始那么到现在应该说进展基本还是比较顺利的，那么我们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上面，我们觉得我们目前到现在有60亿的规模，相信到这个月底我们基金(英文)会是在70到80亿的规模，那么在整个一年的过程中，那么我自己的体会还是比较深刻的，那么我刚才说这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主要我想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这个市场中应该说真正的投资者还是比较少的，真正的对比如说什么叫做LP这种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就是说这样的认识还是比较付钱的，第一，少，是在于像国内大的，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养老金，像养老金这些基本上中国是刚起步，像养老金，包括学校的这种捐赠基金，在国外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中国基本上现在没有，而且像这种监管政策也不允许这样企业的年金在这方面进行投资。第二，像金融机构方面，很重要的像保险公司，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保监会的政策我们预计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同时从像银监会对于金融机构，像商业银行的监管政策，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因为现在都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来，另外像证监会，对于证券公司，那么投资这个基金，它现在虽然刚刚开始试点，但是由于证券公司这个行业本身不是一个高资本，这种资本投资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它自身的资产规模有限，所以它其实不一定是主流，那么它现在可能是走在最前沿的这样基金LP的投资者。

　　第二类投资人，像一些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像一些股份制企业，从这方面来说，像国有企业，基本上受到国资委监管政策限制，国有企业，领导人惯有的思路，就是我宁可不做事，也不要做错事，所以他很难投资你的基金，那么像股份制企业，因为它也是公开的上市公司，那么许多企业它也是受到股东的制约，那么就是说希望它做好主业，而不是去多做非主业的投资，所以它们基本上不会成为市场的主流。

　　第三类，就是像刚才大家所说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这些年是有不少积累，那么包括我们的基金中也有不少是民营企业的，那么这也是出乎我们的一个意料，而且规模也还不算小。但是许多民营企业我觉得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因为许多民营企业的投资者他还是第一代的创业者，他们应该说还是在个人，在企业发展这个过程中应该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能在中国这个市场，能承诺投资上亿人民币的话，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这样的企业家他对自己是非常有信心，他认为他做投资会比我们做的更好，所以大量的民营企业他现在都是自己在做投资，那么我们在融资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民营企业。

　　我觉得比较典型，那么他在前两年的市场增长的过程当中，他做了一些投资，而且应该说我觉得他的运气是比较好的，那么他可能现在股票的价值有上百亿，那么他变现之后，他的想法是说，我自己要搞一个基金公司，我自己招了大概有十几、二十人，我们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他说你们这是什么样的机制，很多企业都认为他自己可以做，可能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有远见的一些企业家，或者他认为未来肯定是专业选手会淘汰掉业余选手这样的企业家的话，他会愿意把钱交给我们这样的专业机构去进行管理，所以我觉得中国肯定是一个未来的，像LP的这个市场，肯定是会有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的过程。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说是一个新兴的这样一个市场。但是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非常大的一个希望，我们认为中国未来资产管理这个市场的规模会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包括现在许多像黑石之类的机构，国际一流的一些资产管理机构他们都要到中国来，那么进行人民币基金的发行，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对中国现在LP市场我们自己的一个体会。

　　那么接下来我再谈一下，我们这一年，我们除了在融资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大概有十个项目的投资，那么我简单谈一谈我的一个体会，那么在这个市场中，我认为就是说如果能够拿到好的项目，如果能够获得一个高的回报项目的话，我觉得在市场来看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因为我们这个市场不只是PE之间的竞争，因为投资市场是一个很开放的市场，那么除了像我们包括这样的人民币基金，外币基金，在市场竞争之外，其实许多的实业公司它也可以投资。那么第二，许多像保险公司现在它也可以进行直接投资，还有像证券公司，包括信托公司它发行很多理财产品也在进行这样的股权投资，我觉得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高度竞争这样一个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中你如何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回报，而且能够投一个比较好的项目的话，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我们有这么几个经验吧。

　　第一，目前来看市场中如果你低成本去投资的话，就是说以你的估值倍数那么比较低投资进去的话，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难了，这个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十个项目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因为你要相信这个市场中不是说只有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不是说非常聪明的机构，只有你聪明，而别人看不到。所以如果一个项目大家都去了，你很难以一个低估值那么投入进去，这是第一。

　　第二，我希望未来赌运气，说未来我这个项目如果上市或者退出的时候，资本市场像现在一样，比如说创业板一样，给的是八九十倍，七八十倍，我靠市场来获得一个高的回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碰运气，我想作为一个理智的机构投资者不可能去赌这一方面。

　　那么最后就是说我们靠价值创造，比如说我们投资到这里面之后，如何帮助企业提升它的运营管理，创造这个价值，那么我想包括国际市场中，那么现在这个也是成为了一个主流，我想未来中国这个也会成为一个主流。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的初期就已经开始打造我们的投资管理团队，那么我们目前整个投资管理团队到年底应该说有七八个人了，那么我们从像国际一流的一些咨询机构，像麦肯锡，包括GE这些都招来不少专业的管理型的人员，还有一些战略的一些咨询专家，那么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在致力打造我们一个投资管理团队，就是说我们带来的不只是钱，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带来其他的，包括像对企业的一个战略规划，对企业运营管理的提升，对企业供应链管理的改善，我想就是说通过多方面来帮助企业来提升它的价值。我想这个可能是未来，这个也是PE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根本。

　　这是我对于投资的一些看法，谢谢。

　　主持人：

　　乐飞讲的非常好，尤其是他第二段讲的，就是说对建立一个团队本身的策略和对团队的这个机制，以及怎么建立自己本身公司的特色，我想他的这种认知跟我们传统上管理美元的这些基金的这个认知是一致的，就是说不管你管的货币是什么货币，要真正的说做投资，去成功，真正为投资人创造价值走的路数应该是类似的，是一样的。那么下面我把这个话题又带回到说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这样一种矛盾的关系当中来，就是说只有在你们运行这样一个美元人民币基金的过程当中，当然从结构上避免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做到每一个项目都是按照比例去投这个把美元和人民币同时投进去，有没有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你碰到有一些项目说人家只要人民币，或者只要美元，当然你有美元你只投美元的基金，那么你会不会失掉一些项目。

　　田立新：

　　的确，我稍微多说一句，我觉得在中国当GP真的很头疼，除了我们要有好的眼光，懂得市场，看趋势，跟企业家聊，还要把这个事儿天天要谈在这里面，又是美元，又是人民币，这个事儿真的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儿，但是没有办法，的确很现实，的确是我们现实中碰到的事情，当然好就好在我们做的这个跟苏州做的中外非法人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这个方面的缺陷，因为很简单，就是说它这个基金其实在很多地方还是属于外资基金，虽然是人民币，它属于外资基金，是什么意思呢？它能进的美元基金一样进，那么对我们内部算法很简单，我们还能投的其他的美金，我们还有五个亿美金正在投的美元基金，这里面剩下的余额跟它做一个比例，是两个一起投，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的确是我们目前是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我想你问的，就是未来有一个纯人民币基金，那是怎么样，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们也在探索之中，抛砖引玉，第一，的确有一些项目，但是通过我们的平，我们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快十年了，看的案子也比较多，每年看到一千五，两千多个案子，很多案子第一句话就是我肯定只要人民币，要是美元谈都不用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还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就是人民币基金，还有一件案子，人家已经有海外架构了，这个你肯定不给人家塞人民币基金，所以这两个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但是其中就有一个案子，有一种案子是你可以做成合资企业，这种你美元和人民币都可以进，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案子，第一我们要尽量去说服这个企业家做成合资企业，第二，我们美元的基金也可以进一部分，同比例的人民币基金做一部分，当然这些理论上都是可以的，但是坦白讲，实际操作起来真的是给我们GP造成了不该造成很多的管理工作，但是我们也认为到这是中国咱们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的确这个GP、LP，还有美元和人民币的LP有这样的一个不同，从我们GP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打造一个很好的平台，让这个平台给任何投资者，给美元、人民币都有很好的回报，这是我们能够在市场上存活下来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这个情况我们也尽量的处理好这种境外LP和国内LP的关系，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纯的这种人民币基金，所以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原则性的，但是我们如果今后有的话，我们也想做这样的，尽量把这个平衡，做的尽量的好，但是的确，我们在今天这个中国特殊情况下是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存在，那么我们也不回避这个矛盾，我们能够做到的，作为一个GP，我们也想做的时间长，能够做到我们很透明的告诉投资人，包括人民币投资人和美元的投资人，这就是今天的情况，是不是你能理解，理解我们大家一块合作，但是我个人也认为，我坚信这是一个短暂的，回到第一个话题，就是QFLP也好，GP也好，落实任何一个对我们GP，对我们天天找项目来做投资的人，这些专业的管理人员真的是能让我们做的更好，也能把中国的私募股权的这个行业也做的更好。

　　谢谢。

　　主持人：

　　下面你刚才讲到的是在GP这个层面头疼的地方，我想请约翰和李黎讲一下，他们的工作要么是代表外资的LP，要么就是代表GP跟外资的LP打交道，所以LP在看到管美元的基金经理们融人民币基金的时候，LP头疼的是什么？在你们两位接触到的案例当中，你们看到了哪些的现象或者说最头痛的地方，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约翰.费德里：

　　接触到了，有一笔基金，国内有一个私募股权基金，就是做平行的投资，首先要讲的就是说不管哪一个国家，其实把这种海外国内的这种平行的这个机制运作起来不容易，尤其在税方面，当然这是要做到海外基金在中国或者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目前针对就是中国，它在中国不会有一个常设机构，因此，其实只是做投资的人，就是要分成两批，一批是国内的，一批是海外的，那么不一定是每一个发起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子，对某些发起人来说，这是挺贵的一个(英文)。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税方面的问题。

　　那么如果海外的投资基金在中国有常设机构，以我的了解，它就可以抽到25%的税，所以这个问题就相当头痛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透明，你要透明到什么样的程度，最好的就是两笔基金的GP，两个都是外资拥有的，而且能够控制的，起码针对海外的那些LP可以说，就是国内的投资基金的GP还是可以控制到的，因此，如果这是对他们有一个承诺，就是说我会做的很透明，你有一个机制可以做得到。海外基金会有一个，投资者会形成一个监督委员会。原来如果不是平行基金的话，这个委员会就负责监督GP，如果GP跟它的关系企业利益冲突或者是矛盾的话，就是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就是要有一个管道，让国内的人民币基金把一些可能会引起这些矛盾的事情要能够把它们投入到海外基金的GP，GP中拿出来给他的投资者，让他们来了解一下，不过这个做起来也是，在运作方面也比较难，可以克服困难的可以克服，但是海外的LP不会总是完全的放心，所以我发现其实总会有一股压力，不要把国内的基金搞得太大。

　　如果在出资额方面能够维持一个比例，海外的LP才会放心，国内的投资基金才不会超过比例，占用它的投资机会。

　　主持人：

　　你说的我完全同意，但是虽然说，下面我想请李黎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不用说是哪一家，因为你们所专门是做过两个GP，融人民币基金。所以可能你比较了解，就是说在合约里面，在纸上可以写的，好像是非常有顺序的一种对待方式，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人民币基金，一个美元基金，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只投美元，什么情况下投人民币，什么情况下两个可以一起投，是按照固定的比例投，还是分配，写的时候可以写的比较有逻辑性，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的话我想也没有那么容易。李黎用实际的案例给大家说一下，我想这也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和发展的过程。

　　李黎：

　　我觉得首先要说一点，就是说私募股权基金我们做境外的基金，也做境内的，特别是合资的基金，大家要理解有一点，就是说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实际上受法律的管辖，不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大多数都是按市场的惯例来做，比如说大家所有知道的，街上问一个有一点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他也知道，私募基金有一个2%，20%是管理费，20%是分红，这些都不是法律的规定，市场上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你说3%那可能就没有人要你给他成立基金，如果你分红只给人家10%，人家也不愿意跟你干，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谈的，那么就谈到人民币和外币是怎么样分配的，哪怕是一个境外基金纯都是外币，这个里面也会遇到有些LP我不投某一些，比如说我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我不要投什么，比如说烟酒业，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不投某一些产业，不管是哪一个问题，关键的是在事先一定要说好，在合同里面一定要说得非常清楚，你不能够所谓叫到时候这个项目拿来了，LP再决定我投还是不投，而在事先，在签合同的时候你就要说清楚，哪些情况下是人民币基金投，当然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说如果是这种限制性的行业。

　　那么就应该是人民币投，或者是到了某种比例，在这个之前可以外币投，以后就不可以，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最大限度的是双方都可以，或者是多方是按照合同的方式，把各方的行为约束起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很少有法律上的限制不可以做什么样的约定，就是在其他的我们代表客户的时候，我们不会像代表这种基金，特别是合伙制的这种情况下，恨不得就是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吧，你就敞开了说你想做什么，我告诉你市场上大概是怎么样操作的，可能有些事情你想说的做不到，但是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合同的方式来把这个事情规范化，当然这个事儿不是说你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做的到，因为这是一个合同，可能有十家、二十家很多的方面大家都要同意了才可以做得到，但是它有很大的一个灵活性，很多东西就是合伙制可以做到的，公司制不大做得到的，很多东西要在合同里面事先规定好，操作起来，LP可能最关键的，最关注的问题也是希望基金设立的非常规范化，比如说LP投了一半了，他本来是交的金额是一亿美元，投到一半没有钱了，这种情况就是他违约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事先在合同里面约定好的，然后操作起来就比较规范了。包括人民币和美元的分配，也包括LP投什么样的项目，而不投什么样的项目，都是事先可以约定好的。

　　主持人：

　　谢谢李黎，由于我们时间的限制，本来我还准备了很多其他的问题，第一，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再继续讨论了，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广的话题，大家也听到了很多层面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来看，我最后总结一下，我想长期来讲，本土的资本进入私募股权这个行业，应该说是件好事，刚才刘晖先生也讲到了，因为我们中国的私募股权这个行业最终的发展强大，还是要靠我们本土的投资人的支持。但是在目前的短暂的情况下，主要是由于货币管制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规定，那么我们面临了一些投资上的一些挑战，或者说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那么美元的资本和管理美元的这些基金，它在投资上走在前面，那么人民币这个行业现在应该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我想在今后这几年大家一定会继续的去关注，我们这些从业人员会不断的通过交流，包括GP和LP之间的交流，就像李黎说到的，也包括我们这些从业人员跟政府和政策制定人之间的交流，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私募股权这一个行业，能够制定更好的一些政策，能够允许我们这个行业顺利的发展。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时间去回答一些大家提出的问题，但是我想论坛下面大家可以继续交流，谢谢你们过来听我们讲这个话题。

　　平行论坛四(B会场)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的名字叫莎拉·亚历山大，我是EMPEA的主席，是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中国的资本在全球策略是什么，然后未来是什么样的情形，应该要怎么样投资，全球的布局怎么样，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论坛的嘉宾，我刚好右手边是蔡凌艺，他是合众集团中国的首席代表，合众集团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私募基金当中的组合基金，包括直接股权投资以及避险基金，然后总部在瑞士，在PE及VC，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全球都有非常长足的经验。他右手边的是尼古拉斯·派克，他是清洁技术投资集团的共同创始人，就我所知派克先生应该是清洁技术方面投资最频繁，最多的人，所以把清洁技术作为特殊资产级别的话，他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他自己是一个创业者，也是非常有经验的PE投资人，他待会儿会给我们介绍清洁技术方面投资，另外一位是卡洛琳·坎贝尔，他是ECP董事总经理，他一会儿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跟非洲市场进行的比较。那位是斯图亚特·桑德鲁，他是亚洲特别并购公司总监，他同时也拥有另外一家叫做新兴市场伙伴的公司，他在新兴市场从亚洲到拉美到非洲地区还有其他新兴市场当中所管理的资产达到60亿美元。他们在BMB这部分，他们的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文莱的家族的资产。最后一位是瑞虎·德赛，他是Religare的PE董事总经理，Religare是一个拉丁语管理组合基金中的基金，最近瑞虎·德赛先生，他现在也是软银的知道投资和组合基金的负责人。

　　我想我们在座的小组嘉宾当中会有非常精彩的讨论来为我们讨论一下中国资本走出去，以及还有从世界的市场投入中国的双向投资的战略，也许可以先从蔡凌艺先开始跟我们说一说，现在中国的机构投资人，他参与PE的情形怎么样，是哪些参与了海外投资，进入了哪些市场，请你给我们说一下，您觉得中国走出去的情形在接下来5—10年有什么样的变化，谢谢蔡凌艺。

　　蔡凌艺：中国的机构投资人，已经投资海外的PE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从90年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根据战略的布局来设立PE基金，比如说中国非洲基金，中国比利时基金，还有中国印度基金，这都是我临时把它凑起来的，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是一些基金里面最大的机构投资人，他们这些基金主要投资的是一些他们关注的一些快速增长的一些私营企业，因为他们需要有人来资助，有人来做公司的治理，所以他们这些基金设立的方式就是当这些外国的总理或者首相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签署两国之间的条约来成立一个基金。结果就各有差异，原因2000年之后有越来越多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人开始向海外投资，或者走出去，有一些大的企业，还有一些基金开始这么做，这些基金不管是中国人管理，还是中外合资管理，还是由外资管理的基金都从中国走出去。

　　2年以前最著名的中投就打开全新的一个局面，就是中国的机构投资人把人向外投资的全新局面不仅仅关注市场为导向，市场为驱动因素，同时回报为驱动因素，同时背后有政府的支持。接下来的两年当中我们看多新一波的PE走出去，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论坛非常的及时，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采取了一些动作进行了海外的投资。我认为至少过去几年当中，从03年开始走出去的投资量至少增长了倍，我们问的问题为什么是PE走出去，为什么PE要走到海外的市场，我好象讲的太多了一下子。

　　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并购资产的时候，往往希望成为控股方，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文化的因素，让我们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尤其中国资本的出去的时候，希望有主控权，所以他们就把整个公司给买下来了，在过去两年当中这种并购的方式并不是很理想，比如说联想买到了IBM的电脑，还有平安的海外投资都是这样子，他们愿意全资并购原因就是文化的因素，从中国的企业并购海外公司，我们光是出口这些资本，但是没有能力管理并购的海外公司，光是出口资本是不够的。根据这样的经验，很多中国机构投资人就开始重新解释，就开始考虑也许不一定要成为控股方，不一定要全资购买，也许可以通过PE的这条路变成少数股东，不管通过自己出手，或者与基金共同出手，共同投资。还有一种方式委任资金作为LP，这有几种好处，一个能够做净值调查，你觉得谁有最有资格做调查？就是海外的那些公司，对于中国的企业拿一些钱出来让别人打理，这是一种新的现象，但是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想进行全球的投资的话，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中，我反复强调你真的要找到一个伙伴，然后跟他一起共事。

　　不一定整天想的说要控制住一个海外的公司，如果你真的完全控股一个海外公司是风险非常大的，所以协作才是恰当的治理结构，通过PE去做应该是很好的方法。几年前的话，我们已经又在讨论了，我想可能人们的一种中国的机构投资者一种想法跟今天已经很不一样了，尤其说到去海外投资的时候，如果回报恰当的话，你就能够满足自己的战略目标，不用说自己建立一个公司，聘请一些人帮你管理一些公司，让PE帮你投资的话风险小很多，以前PE经理以往业绩如何可以去查的。我觉得中国的机构投资者也是交了学费，但是学习的很快，确实在过去的几年。所以以后的事情会越来越正常的，我当然理解大家都说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大概是要互动，找到朋友，要找到那些有经验的，那些业绩一直很不错的PE公司。

　　主持人：蔡女士你讲的很好，好接下来是尼古拉斯·派克先生，你是清洁技术的行家了，你觉得中国在清洁技术领域的投资情况如何，会发生什么变化？

　　尼古拉斯·派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探讨这个话题再恰当不过了，中国是不是有很多的PE去海外投资清洁技术呢？恐怕还不多，我觉得未来有三个趋势，首先现在中国已经有去海外投资的能力，已经开始投资了。第二其实在清洁技术，中国本身像比亚迪、尚德都是佼佼者，中国政府都有这个理念，我们一定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比如看中国四万亿方案，它是美国的好几倍了，其中有关于绿色技术、绿色基建的就占了很大一部分，绿色技术包括风能、电能，还有低碳经济提高能效。事实上还有关提高资源使用的能力，以及改善产品本身的性能，所以你说清洁技术很重要，中国本身要在业务模式、清洁技术方面做出创新。很快要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了，现在各个国家都还没有达成共识，你说几个集团之间是不太可能做出协议的，只能说各个国家之间最后会尘埃落定，我们接触过中国的发改委还有其他的政府部门，他们都在想中国如何在世界经济当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也许现在中国的中介服务，帮助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走出去的中介服务还不是很成熟。

　　在中国PE行业在新兴，你说完全达到全球化的运作标准还为时尚早，我所在的清洁技术投资集团就是帮你的忙，我们也在做研究和顾问，几个月之后我们会在中国召开清洁技术的论坛， 我想开今年全球PE论坛正是时候，这样的话，可持续性的发展、投资有什么能离开清洁技术呢？我相信这种战略性的投资你要做的现在就应该开始部署了，结果有的人还没有意识到。

　　主持人：我记得有一次周末一个伦敦记者采访我，记者问我，新兴市场怎么办？因为很多PE没有钱投了。你说会不会产生一个清洁技术的基金呢？FOF，有可能吗？未来五年？

　　尼古拉斯·派克：是的，有可能的，为什么要建立FOF，就是在战略时期就是把清洁的技术和资产带到海外地区，不管涉及到水和食品，中国会这么做的。我有一个预测，几个月之后会在伦敦出版，大多数的预测都跟中国有关，中国的投资者资本来了，我们都应该欢迎它。

　　主持人：卡洛琳·坎贝尔你怎么看？

　　卡洛琳·坎贝尔：在非洲的投资情况怎么样，好的，谢谢！我来自于ECP，它应该是一个GP，是传统的GP公司，我们在整个非洲都有业务，我们在非洲是设立了6个，是不是6个办事处呢？是的，我们在非洲设立了6个，我们从06年进入非洲大陆了，我们已经在4个国家做了15笔投资，涉及到的行业也比较的丰富，首先我们是投资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电信领域的基础设施，然后又投资于非洲的金融服务业，然后我们对于PE是比较传统的，也是我们投资于企业，而不是投资于资产。然后我们是帮助他们提高管理的能力，技术的能力，财务的能力，从而使他们增值，甚至把一些技术都带给他们，然后给我们投资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帮助他们改善治理，从而使企业有长远发展能力。

　　我们一般做小股东，但是越来越多一种倾向，我们要控股了，我觉得我们控股一个企业也符合我们利益，自从在非洲大陆投资以来，我们一般来说不会跟中国投资者抢业务，中国PE在非洲有自己的品牌，有一些例外了，我待会儿会谈到，几天前，温家宝总理又借钱给非洲，贷款总额是100亿，那么中国的话喜欢是其中的贷款和石油、天然气、出口信贷有关的，使那些生产石油天然气的国家中国最喜欢他们了，像苏丹、尼日利亚这些国家，中国在传统的PE领域也可以尝试的，因为中国的PE公司的话，它是跟一些新兴的国家合作，而且这些国家跟中国的政治、历史有渊源很长的，而且一些恶劣经商的环境中国的PE也不怕，这对于非洲就得这样，就是这么一个大陆。

　　我们知道有中非发展基金是07年成立了，它是一个混合型的基金，另外还有两个例外，一个是ICDC在06年的投资是买了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中国工商银行买了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从而让中国涉及南非零售银行的网络，这其实是一种PE形式的投资。然后CCTE现在也是进入了很多个国家的事，尤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等，这是中国PE最青睐的国家，我们预示着中国会朝着这个路走下去，在非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也会多元化。在非洲大陆我们公司也是很有经验的非洲PE投资者了。

　　主持人：中国工商银行购买了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我记得当时这个事情刚宣布出来的时候，够20%的股份通过PE基金公司运作的，我就知道这一点，别的后续情况就不知道，是不是还会通过募集基金做更多PE的业务，做PE的投资，我们只知道中非发展基金，其他的基金的情况我不清楚，越多就越好，我们想知道后果如何，通过PE投资南非标准银行的引起了很大的波动？斯图亚特·桑德鲁你有一点不同，你好象来自于中东的，你应该是中东的代表，因为你的很多资金是中东的，所以你能不能说一说中国的资本不管通过PE的方式，还是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中东现在是多大的力量？

　　斯图亚特·桑德鲁：是的，我们公司是文莱做起来的，这是伊斯兰的国家，所以我们是伊斯兰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成立亚洲特别并购公司还是很了不起的，我们06、07年还得奖了，我们公司所做的很多投资应该说都有点敏感。当然这是我们的投资了4万亿，其中25%都是文莱来的，但是你说到中国投资者和中东的关系，中国和中东的文化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说在信任，人们都说讲诚信，而且也都强调先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然后再做生意上伙伴，其实文化上很接近的，在经济上两个都有互补性，因为中东盛产能源另外中国也急需这些能源，有很多利益交汇点可以让他成为合作伙伴的，我们这些公司给他们牵线搭桥，让一些领先的中国企业跟一些中东领先企业建立联系，我们的作用就是这样，当然你知道中东很多企业是家族企业，甚至直接由皇族来经营的，所以我相信其实两个地方的国家的这些文化比较类似，发展阶段又有互补性，这就意味着要去中东做PE的投资的话，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公司就是希望帮他们的忙，我们自己的基金的结构GP他的利益，还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还有中东那些企业，还有中国投资人、出资人的利益都要吻合的。

　　主持人：我们非常希望在场的听众提一些问题，如果有谁想提问题可以写下来，他会把纸条交给我，如果大家有问题就写下来！你来自印度，你可以代表日本，你在日本待了很长时间，所以日语很流利，你才是一个世界人呢，你又了解日本，又了解印度，又知道美国，你觉得中国的资本在印度这些国家的表现如何？

　　瑞虎·德赛：FDI过去几年翻了一翻，达到这么高的水平，跟中国走出去的资本是平衡的，中国的资本往外走，中国的企业往外走，量越来越大，中国有主权投资基金投资于黑石等等，这是一个趋势，还有一个趋势是中国的那一些的国企，就是业务开发部门现在也是开始投资于一些上市和非上市的公司，还有中国本土的ODIR的投资集团，所以很肯定的中国人的资本现在已经渗入到外国当中，而且大规模的大举进入。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点，刚才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包括中国的基金，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的国企走出去还是要慎重一点。比如说你跟人家建立伙伴关系，你还要学习这方面的流程，这个学习过程是非常苦的，中国的资本走出去才会更加成熟和成功。

　　主持人：你的信息很有用，我想你看你觉得哪一个市场上中国的投资者是最感兴趣的？很显然中国人很喜欢人家的自然资源，你说是为什么呢？

　　瑞虎·德赛：这我想大家都清楚，中国是急需澳大利亚、南美、南非这些国家的资源，我同时要关注到他们的投资风格，中国人投资风格也在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聪明，而且知道避开风险，比如说在非洲，以前像非洲提起低息贷款，现在提供商业贷款，这就说明中国人知道非洲风险高，就自然不对你太便宜了，中国对非洲投资风格在发生变化。比如说跟台湾越来越有默契，你说中国的PE资本，现在也都知道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美国做一些大规模的并购，应该全面的看问题，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很多新的现象趋势出来了，我预计来自中国的PE投资越来越多，比如去台湾、蒙古投资都是很应该的，中国政府也做的很好了，就是帮助企业、PE铺好这条道路了。

　　主持人：斯图亚特·桑德鲁是不是要补充？

　　斯图亚特·桑德鲁：中国投资会去到哪些地方，包括战略的，以及是回报率高的，大家可能有这么一种想法，现在世界普遍通货膨胀，所以你说我应该投资以哪里？尤其现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投资一些硬资产，什么叫做硬资产？投资于一些战略意义的东西，我知道中国人会继续投资能源、矿业、食品、农业这些领域，因为这些东西在长远来说，因为大家都要关心自己国家的食品安全，还要投资房地产。我说的是国际的房地产的投资。尤其在流动性过剩的国家房地产尤其火爆。

　　主持人：大家都害怕通货膨胀，所以中国人要获得其他人的资金来源。

　　卡洛琳·坎贝尔：我们一开始讲我们要获得非洲的资源，我们跟中国潜在的LP兑换也不多。当然都希望有更好的回报，你说的是石油天然气这些自然资源这些回报很难去评估，我想比如说在其他会场上大家也说在中国越来越成熟，中国PE方面的回报应该会进一步的往上升，中国人也会越来越喜欢非洲这个投资目的地，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传统的PE其实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做PE的人也不希望政府干预我们的投资。但是在非洲你知道跟欧洲跟美国这些地方不一样，其他国家很开放的，但是在电信、航空这些领域，非洲很需要这些设备，我们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活跃非洲大陆，而且是各个角落。

　　主持人：你说到了这个投资是一个过程，所以投资者是越来越成熟了的一个过程。

　　尼古拉斯·派克：你投资于一个企业，也是希望获得它的技术，反过来帮助中国人更有效的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比如说煤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用煤的时候还要把水有效的利用，这样才能做到清洁技术，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中国还要投资更多的市场，比方说市场准入，我相信中国可能会有电子汽车，电动汽车这种趋势。第三件比方说沃尔玛他们也希望有更好的供应链，你们就要投资更多的公司来保障市场供应的持续。另外中国出现城市化的现象，你们必须要有一些系统是能够帮助中国在这个城市化过程当中不仅仅让城市成为一个生态城市，而且同时可以把这个城市变成更好的城市，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城建方面的一些技术，所以在讲到清洁技术的时候，很多的一些并购案可能是数十亿，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项目可能只有1.5亿左右，但是项目越小投资就越困难，回到我刚才讲的一点，你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中介机构才能帮助你把这个事情有效的做好。

　　主持人：在非洲除了南非以外，大部分都不会超过10亿美元，很多都是几千万美元。但是交易的规模慢慢的增加，目前是几千万美元，蔡凌艺，你刚才提到一些潜在投资人，到哪儿都可以投资，他们会投资到哪里？

　　蔡凌艺：你觉得中国PE会比较关注愿意投资的热门行业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听到的比较近的地方，还有一些发达国家，为什么投资人愿意投资这些区域呢？尤其是东盟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劳动力非常廉价，就像中国一样，国内的市场还没有很好的开展发展。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如果进一步推动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必须仰赖于其他临近国家的密切合作。我想大家看到新闻里面报道说中国进出口的银行现在已经负责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资金进行代管，他们已经进入东南亚10个国家，根据中国进出口银行里面获得一些项目，还有他们获得一些股权，他们已经等于实现了双向的目标，一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透过这些资产的管理能够获得这些高增长企业入股的机会，而且同时也能够透过这种海外的投资也许能够替这些还不发达的国家提供一些专业的管理人才，因为临近一些国家相对来说仍然仰望中国来提供相关的一些支持，以及从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成功经验当中吸取一些经验。

　　还有一点是中国自己现在正在进行转型，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转型，我们今天早上说过94%中国的增长是由投资所拉动的，中国的市场，中国国内的内需市场必须要进一步的发展，当然进出口市场也必须要进一步发展，但是很多进出口中国公司利润比较薄，如何让中国的维持他们的优势，他们就要从欧美地区进口先进的技术。这些先进的一些国家，他们都是老一代的这些资本家，他们不是很积极的跑到中国来进行宣传或者是招商，所以中国的人他们愿意走出去去寻遍世界，找到各个行业最好的技术，他们愿意到加拿大到其他国家，那些发达程度比我们早了20年的国家去考察他们的技术，对很多中国的投资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式透过PE。所以讲到这个的话，我要回过头来讲一下，我们中国投资人是谁，我们主题提到中国投资人，中国的社保基金、中投等等，只有这几个了，中国还有什么机构投资人，没有了，如果要加还有一些国企和私企，但是他们是比较分散的，另外还有一些个人投资人。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议程就是如何能够调动民间资本，而不仅仅是调动国家资本，最近有一本很红的书，很热门的书叫做《金融的逻辑》，是由陈志宏教授写的，很多政府领导很看中这本书的理论，比如说一些西方国家在发展的时候，当时是追随着西班牙以及葡萄牙人，他们曾是这种海上的商业，当时西班牙国家追赶先进的经济体，必须追赶上葡萄牙、西班牙，当时他们的海上技术非常发达，西班牙的皇后女皇当时用哥伦布找到了美洲新大陆，但是所有哥伦布带来的这些利润都是回到西班牙，个人从美洲新大陆发现当中并没有获得好处，但是英国这些是因为他们是最早创立风险投资的，因为海上的探险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你可能要在海上航行两年才能有一些发现，往往是无功而返，欧洲是追求新经济的同时第一个利用民间资本做这种风险投资的。

　　主持人：我听起来我们所有的论坛嘉宾都看中中介机构，我觉得这也不让我们惊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些中介机构了，而且投资人在PE跟VC的经验都是有限的，仰赖中介还是一定的。比如说组合基金里面有专门做清洁技术的，就像刚才尼克所说的有一些清洁技术在中国专门做清洁技术，在美国专门做清洁技术，还有在加拿大做清洁技术，还有一些PE公司，还有很多组合基金愿意投资非洲的私募基金，还有很多投资基金他们愿意投资中东地区，比如说瑞虎·德赛刚才提到你等于在中国的隔一条街，就是在印度，我想听一听你来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PE的投资，或者是一般的投资，中印一般的这些投资，或者PE的投资并不是很多，我们经常谈的是金砖四国，但是金砖四国里面我们往往更关注的除了俄罗斯的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中印之间的投资不那么多呢？

　　瑞虎·德赛：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也希望中印之间的投资进一步蓬勃发展，两国之间贸易交流，很多一些交易合作项目，远远不比我们实际两国的实际规模，考虑到我们贸易，中印之间有一些边界的对于边界的界定的问题，仍然有一些争议，还有也有人担心比方说中国的经济势力延伸到尼泊尔的北边，对于印度政府来说，他们总是有一种抵御中国政府的心态，如果印度政府最近当然新一届的政府开始有一些迹象，愿意把历史的问题放到脑后，能够重新开始新的合作篇章，还有一些与中国的台湾这些都是类似的一些历史因素，像你刚才说的，金砖四国当中最重要的这三国就是往往可能是需要一些更多的法规，才能更好的发展，我觉得中印两国合作越来越多，但是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必须解决。

　　主持人：我们看到中国的资本，等于世界各地都找到中国资本，比较少的就是中国印度。

　　瑞虎·德赛：还有一个原因，印度的公司必须由政府的批准以后才能到海外投资，因为中国、印度还有边界之间的纠纷，当然印度有一些跨国界无国界的财团他们可以透过香港或者BBI的公司来做，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些边界的公司就不存在了。

　　主持人：谢谢各位参加我们这场论坛，我们就此结束这次的讨论！

　　平行论坛五(A会场)

　　会议主题：中国PE市场的投资退出环境

　　会议时间：2009年11月9日 下午 15：00—19：00

　　会议地点：中国大饭店

　　主持人：

　　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家都很辛苦了，所以我们就不休息了，请大家就坐，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大家辛苦了，在这里举行的是2009全球PE北京论坛的一个专场，我们这一场的内容是讨论关于PE的退出通道问题，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五位嘉宾：

　　他们是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先生。

　　下一位是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政治局巡视员邓志雄先生。

　　下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

　　下一位是深圳创新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靳海涛先生。

　　下一位是来自美国，他是美国Piper Gaffray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克里斯.麦克凯博先生，而且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文名字，高龙。按照会议的惯例，我们先请五位嘉宾每位做一个陈述性的发言，时间在五分钟左右。有请祁斌先生。

　　祁斌：

　　非常感谢组委会的邀请来参加这么一个论坛，我看今天来了好像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PE，非常多，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想谈两点想法，第一，就是说在中国现阶段发展PE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首先(英文)包括VC都是一回事儿了，那么它本来就是直接融资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金融结构，金融体系的结构是直接融资主导的，直接融资这个比例非常低，一方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一方面大力发展VC，同时它跟资本市场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打一个不是特别恰恰当的比方，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做PE好像小学中学不是特别的，其实现在小学的老师比中学的老师值钱，包括VC和PE的回报也是高于一般做同行的。

　　所以我们想这两者之间是一个高度互动的，如果没有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市场，它也不是长期有利的。目前中国30年高增长之后，原来传统的产业，比较低端的制造业，高污染的，或者是高能耗的，依靠低成本，在全球没有太多竞争力的产业会逐步的淡出，会发现一些新的产业，那么这些产业的发现需要依靠资本市场，其中也需要(英文)，包括在座的诸位去帮中国寻找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如果光是复制现有的一些产业，可能这些产业五年十年之后会被淘汰，所以我们期待一些新的产业，被资本市场，通过大家的智慧去发现一些产业带动中国经济的转型。这是第一个观点，目前在中国发展的PE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希望它是一种规范的发展。

　　第二，我们的主体是退出机制的问题，PE也好，VC也好，包括企业的上市也好，考虑退出渠道，包括考虑上市的地点等等，它应该是多方位的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它要考虑市场的是不是非常好，非常有效，非常成熟，投资者是不是认可，考虑很多这个市场它将来它的资产的保护等等，还有一些比如说他要考虑广告效应，他能够拿到多少的市盈率，还有比如说他要考虑市场将来跟它未来的长期发展有没有协同效应，所以作为中国的企业家也好，从国外的企业家来说，从上市有这么多的考虑因素。我想这些考虑中应该有一个取舍，应该有一个大和小的计算，有一个长期和短期的取舍，我想从长期来看，一个企业应该在哪里上市，走向什么市场，应该跟它的(英文)是相关的，比如说你的企业75%的市场份额，你市场的销售都在德国，我鼓励你去法兰克福市场，那么像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它的主营业务都是在国内市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本土市场应该是成为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退出渠道，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当然我们在很多制度建设方面还需要不断的进步，包括我们现在建设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都是在建设之中，但是这个方向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跟这个相关的还有一点，中国的市场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几年以前中国的市场可能我记得大概不应该说太长，五六年以前，我们的市场好像排在中国A股市场是排在台湾之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排在自己一个省的后面，这是非常可笑的，当然现在这个市场中国突然之间成为了全世界第二、第三大市场，那么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市场，我想是有足够的容量容纳中国的企业，容纳中国的PE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好的企业带领他们走向这个市场。

　　那么同时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个不仅是一个(英文)，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消费者市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前一段去欧洲访问的时候，看到欧洲有一个做可持续发展能源的这些企业的投资，它是一个基金，我就不说它的名字了。(英文)竟然有五个跟中国相关的，我很奇怪，我说我们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的技术已经到世界上最领先的了吗？他说不是，那么欧洲的(英文)，为什么(英文)跟中国相关的这些股票呢？包括在香港或者在别的地方上市，在美国上市，但是都是中国概念的，因为他们说他们觉得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者市场，所以再好的技术也会去跟这个市场结合，所以他提前，就是他的(英文)竟然有一半是中国的概念。所以我是简单的开一个头，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我们推动PE的发展，健康规范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另外一个方面我想作为PE来说，作为中国的大部分的企业来说，当他考虑退出的时候，甚至现在很多国外的企业，包括很多企业，他想到中国来上市，因为他想跟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市场结合，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消费者市场。所以我想这是我想讲的两个基本的观点，抛砖引玉，希望听下面几位专家的观点。

　　好，谢谢。

　　主持人：

　　好，我们下面有请邓志雄先生来给我们发表他的看法。

　　邓志雄：

　　好，大家下午好，我就这个题目讲这个题目，先讲退出，最近去欧洲与一些PE打了一些交道，退出其实是一种销售，就是说通常我们所讲的PE，三步，融资，投资，退出，当我们把这个PE作为一个企业来对待的时候，其实这个退出就是它的一个销售行为，因此我们去理解PE这个退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积极的观点，而不是从一个消极的观点去理解，这种退出是为了它再一次进入，它已经把这个地方的短板弄好了，然后持着他的资本去经营下一轮再提升，再成长的过程，所以退出是一种销售。按照这个观点来说，平常我们所讲的三步，融资、投资、退出，有人把它讲成叫做四步，溶投管退，把PE的增值能力，这一块人力资本的这个能力提升出来，这些概念我觉得都会更积极和更贴近于PE本身的一些本质，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退也是进，退就是一种销售，也是一种进。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PE，关于PE这次交流中间也有一些新的观点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说PE给我们带来什么，PE因为它的退，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市场，就是说PE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成方式，这个基础上，也就是说它是私募的，而不是一个公募的这样一个方式，一种新的资本形成方式，与此同时，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企业制度，它用有限合伙制为主，形成了一种LP与GP之间的这样一套新的相互生产关系，所以它带来一种新的这样一种企业制度。第三，就是它会带动一种新的市场形成，现在PE的退出大的讲两种，一种是通过股票市场能够退出，这是它理想的渠道，但是能够通过这个市场退出的在以前的PE发展历史中间，就是20%到34%这么一个水平，因为资本市场有它自身的标准和条件。那么更多的就是在场外退出去了，向其他新的感兴趣的产权持有者转让，这样退出去了，但是这样一种退出的方式是不能满足PE发展的需要的，所以PE除了给我们带来新的资本，在给我们带来新的资本形成方式，带来新的企业制度的同时，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市场需求，PE的退出需要一种新的市场形式去与它结合。

　　第三个观点就是PE退出的这个市场形式，我想最后应该是三条路，而不是两条路，PE退出需要从现在的两条路走到三条路上去，而恰恰是在第三条路上，中国有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也就是说这种以私募股权形成的三到五年，五到七年这样一个运作的这样一种股权，它的退出去能够满足上市条件，祝贺他，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幸运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这边市场好，你本身也好，但是绝大多数就是50%以上，现在70%以上是不能从这条路上退出去，这都回到了就事论事的，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价值体现很低的，如果有一个新的市场来为与私募股权相对应的这样一种产权的退出提供服务，那么这个一定会大大的促进PE的发展，这个销售成功的实现PE股权，那么有了这个市场PE就能够更好的发展，就像我们工厂的产品是销售解决好了，我们的生产线才能够顺畅的流转一样。那么这个市场在我看来，在中国已经萌芽，那就是中国现在有一批产权交易市场。国务院国资委跟产权交易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因是国资委一成立之后，就要去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就是公家的产权，国有的产权到底怎样才能销售出去，可以说在2003年之前中国的改革改了20多年，始终没有解决一个产权怎么流出去的问题，那么只要产权不能流转，那么这个资本的经济体不能流转，这个效率就出不来，所以产权必须要流转。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流转我们选用了中国已经存在20年的产权交易市场，有了这个产权交易市场之后，国有产权顺畅流转，流转很顺畅，保值增值变得很好，它已经证明这是一个为这样一种非上市的产权能够成功流转的这么一个场所，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很多关注，也吸引了国际上很多的机构，包括联合国的很多关注，联合国在今年选择我们的上海产权交易所作为它的财产和技术的交易中心，也证明这个公有产权的流转、私募股权的流转，因为国有的东西在这个概念上也是一个组的，是一个司的概念，所以中国的产权交易市场能够为这种产权提供很好的信息披露，投资人发现，价格发现这样一种市场的机能，主体发现和价值发现，帮助这种产权，非上市的产权，有很好的资本流通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与PE相适应的那样一种市场服务，那样一种市场形式可以实现，这样中国PE的发展将会有通过股票市场退出，通过产权市场退出和其他形式的退出，三种方式存在，把国外那种两种方式演变成为中国的三种方式，正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的PE有可能比国外的PE会发展的更快。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投资的机会，有更多人力的资本，拥有更新的、更好的这样一种退出的方式。

　　好，我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

　　感谢邓志雄先生，他为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中国成功的一个探索的一个退出的通道，也是中国产权市场，实际也在为我在做广告，我是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董事长。

　　下面有请刘纪鹏先生，刘纪鹏先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智囊人物，叫做看着中国资本市场20年一步一步走来的人。

　　刘纪鹏：

　　大家晚上好，考虑PE的退出问题，必须关注中国资本市场今年发展的重大特点，这也就是创业板刚刚开通，所以实际上创业板的开通，它的重大意义也就是在于中国这个新兴转轨的资本市场在解决完股权分制这一难以之后，又拉开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序幕，那么PE退出的核心问题是你在哪儿退出，是场所的问题，而创业板的退出，实际上我们说它拉开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序幕，一方面是这个问题终于破题了，中国资本市场搞了20年，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问题一直在设计者，监管者之间，在不断的博弈，实际上我们在1992年、93年时期，在北京也有一些重要场外的电子交易的市场，而且当时在全国也建了29个证券交易中心和近百个产权交易中心，这些市场都在探讨PE的退出渠道。

　　但是这些市场最终在上个世纪末99年之前全部夭折了，只保留了像上海和珠海这样的产权交易市场，我们主要是发展了深沪两个交易所，所以中国近千万家企业，企业的规模产业性质都不一样，到底该不该建立这样的多层次相对应的股权转让的体系，这一直是存在争论的。如果把今天中国的深沪交易所用教育体系当中的大学来比喻的话，大家知道创业板的开通虽然拉开了多层次，但是实际上创业板是主板市场发展百年之后的产物，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如此。

　　它实际上是资本市场的研究生院，但是我们的小学、中学体系资本市场的，小学中学体系直到今天都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体系从微观上看是我们PE退出最重要的场所，而从整个国家的宏观来看，我们打开像祁斌主任谈的建立直接融资的渠道，像中国的经济崛起必须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转移，必须要培养和建立这个体系，索性的是我在这里面今天也很有意思，很少能够在这样的论坛上能够和我们证监会的主管的或者说我们的学者祁斌，包括和我们志雄局长同时坐在一起，也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缘分，他们一个在谈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一个在谈我们的产权交易市场，目前这是两条平行不相交的直线，但是从我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如果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二板年，那么明年将是三板年，当然这个信息不是祁斌主任透露给我的，资本市场体系如何建立，尽管大的框架已经有了，我们要壮大主板市场，发展中小资本市场，建立创业板市场，并逐步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国，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的股权交易市场，我想这几句话是证监会对外公布的纲领上的几句核心内容。我们现在还差什么呢？就是怎么理解创业板之间都有了。

　　另外一个覆盖全国，统一监管的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怎么形成，我想这个话题如果我提出来，也足以让PE这些投资感受到明年关注这个市场的重要性，多层次时间有没有升级转板，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大规划如何形成，能否建立两大港交所，大盘蓝筹外资，他们之间的转板怎么形成，更重要的还不是在场外这一块有中关村这一条还不够，能不能形成大区之间的(英文)市场，这个市场形成才是PE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个市场是仅仅局限于转让吗？它有没有融资功能，这也就引出了今天邓局长的话题，中国的产权市场刚才他说已经搞了20年，我接触至少是17年了，但是这个市场被当时的监管部门始终，在认识会觉得扰乱金融秩序，他们之前搞股权的转让，但是今天他们实际上在做着拍卖市场的活儿，只有个别的市场在做股权的转让，所以这个市场是我们最大的大股东国资委在管，不管是北京的，今天熊总的产权交易所，还是最大的产权交易市场，好像我没有说错的话都是国资委产权局在管，主管的局长就是我旁边的邓志雄同志。

　　所以今天这两个市场在明年发展中是继续平行，还是发展可能会有相交，我们要把要在每个大区建立一个有股权，也有实物产权交易的场所，必须要在东北、华南、华北，华南可能需要七个甚至更多大区的产权基础上，能够实现股权转让，又能够纳入一定统一监管的场外的股权交易市场，但是很遗憾，如果不纳入这个市场股权转让不合法，但是纳入这个市场又涉及到我们的国资委和证监会的分工，所以这是一个极富诱惑力，又极有挑战性的命题，它会如何推进，我想今天这个会，只要能够涉及到这个话题已经足以让大家振奋跟向往，如何演变和发展，我想我们的PE，包括学者都应该跟我旁边这两位学者型的，他们一个是事业单位，证监会，一个是国家特赦机构国资委，他们实际在负责这样的事情，用我们在座思想的火花，让觉悟起来的PE，来和我们的主管的这些学者型的领导一起探讨，共同来启发我们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完成一次中国经济崛起的再教育，当他们的决策之手，明年PE的退出，我想就不愁了，在座的钱肯定也会赚的盆满钵满了。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刘纪鹏教授，他向我们描述了一幅2010年将展开的中国大戏，我们热切的管网着，也参与着，下面有请靳海涛先生。

　　靳海涛：

　　各位晚上好，谢谢大会的组织者，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是讲退出，我想退出对VC也好，对PE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卖比买还重要，中国的创投事业，我认为十年的历史，都是跟退出相关的，如果划分阶段的话，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99年、98年到2005年，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退出环境，那个时候都是黑暗中摸索，那么2005年搞股权分制改革，有了退出的环境了，所以中国创业投资进入春天，第三个阶段从现在开始创业板推出来了，VC、PE有了更好的退出环境，那么它或获得了一个大发展，所以如果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荣辱兴衰都跟退相关，所以研究退非常重要。

　　第二个，不管我们做投资的，VC也好，PE也好，退出最好的通道是什么，还是IPO，像我们深圳创新投成立十年，退了有60多个项目，进了到目前有将近250个项目，退到目前为止，不算坏蛋吧，退了有60多个，这60多个有44个IPO，有20多个是其他方式转让的，如果从收益来看，IPO收益最高，超过百倍了，如果其他方式除了IPO以外退出的最高不超过5倍，显然IPO还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资本市场，国外的资本市场能够给我们VC也好，PE也好营造更好的一个环境。当然我认为并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但是中国现在并购的环境还没有来适应我们VC、PE的需求，这个还没有到来，那么这取决于什么呢？可能取决于投资大军，通过我们推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VC和PE的事业当中，取决于中国的金融环境和金融改革，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能够实现自由兑换。另外还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达，大批的能够把金融和产业结合起来投资银行家大量涌现，这个时候可能并购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退出舞台。

　　那么刚才第四个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邓局刚才讲的，股权或者说产权的交易市场，如果这个市场能够建立起来，不管是和证券市场平行也好，交叉也好，它的繁荣将促使中国的整个金融市场的繁荣，中国产业发展的繁荣，这个意义非常重大，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好的迹象，特别是像熊总，北交所搞得有声有色的，我们今年也发生了一个大事儿，10月9号，深贵市场挂牌，我觉得这个深贵市场很值得研究，非常值得研究，那么它在深圳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环境很发达的地区，它来探索规劝交易的一个市场真正作为一个有一定流通性来看，作为一个市场，很值得总结经验教训。

　　第三点，我想谈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觉今年从退出来看，中国还是在退出方面，在世界这个舞台上会发生了很多大事儿，说明中国的地位在增强，中国的地位的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的增强，也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相关，我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我觉得都是挺令人兴奋的，这要是十年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跟我相关的，不跟我相关的有的时候我因为可能知道，但是这个数据我不一定掌握的很准确。比如说今年欧洲的大陆的资本市场，第一个IPO项目是中国项目，10月1号网讯，雷曼兄弟出事儿以后没有，第一个项目，中国，这个令人很振奋，另外我刚刚从来的路上，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是台商和我们大陆的资本联合投资的一个项目，也是在深圳，刚刚获得台湾中心的核准，现在找我商量就是说哪天日子去挂牌，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大陆的企业又有一个新的退出的地方，台湾的资本市场，我想这也对两岸之间的交流，对于我们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还有令人兴奋的消息，这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另外一个牵头的项目就是京科能源，做太阳能的，太阳能这个产业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大洗牌的过程当中，在今年年底我们投资了企业，跟网讯一样，非常大的可能性在纽交所挂牌，这说明世界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对中国这个概念的一个信任，也使我们更有信心推进我们VC和PE的事业，使我们能够健康成长，由于这么多环境支持我们退出，我讲了卖比买重要，如果没有人支持你卖，可能我们就走到死胡同了，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论坛更好的研究退出，支持这个事业的发展。

　　谢谢。

　　主持人：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克里斯.麦克凯博先生做他的陈述。

　　首先我要道歉一下，我要说英文，我们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是不会说中文，只说英语，那么我在中国做生意是2004年开始的，那么我到现在我最了解就是只会说啤酒，其他都不会说中文，所以我要感谢这个组织者邀请我来，为克里斯.麦克凯博：

　　什么我来这儿呢？因为在2004年以来，我就非常幸运的和一些中国的一些企业合作，那么大概我帮助了有30个中国的企业在纽约，或者是纳斯达克上市了，那么在这样一些交易当中，有两个，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水能，这是第二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今年的，他是在美国IPO做的非常的成功，所以这也说明中国的这个企业在美国在今年也是最好的这样一个股票。

　　另外我还非常高兴的跟太阳能合作，那么这个也是在纳斯达克上07年上市的，这也是07年最好的外国的IPO，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好，中国的公司确实募资方面确实非常成功。那么我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关于PE的，我认为这个PE的共同体实际上对于IPO来说，或者说是战略的并购，这是一个很好的退出的机制，如果你看硅谷历史的话，在十年之前可能有70%的这样一些退出都是IPO，有30%大概是MA，就是并购，但是如果你要是看后来的这样一些PE的话，或者是大多数它们都是通过销售来退出，所以在PE当中的这样一个退出的机制来说，近年来它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后来变成很多销售的这样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硅谷所看到的这样的变化，就是大概在过去两到三年的时间，有90%的退出都成为了战略性的并购，所以对于这样一些硅谷的企业来说，它们现在都是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可能在我的经验来说，我们大概做了30多家的这样一个IPO，但是我们只做了一家并购，所以情况完全不一样，那就是四建公司，这个公司我们正带着他们去上市，所以在中国我们只做过一个这样一个并购，而有30个IPO，而在美国应该是10个IPO，90个并购，所以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我们必须有更多的战略性的并购，中国的企业购买高增长的公司，另外我们还要有海外的一个并购，拉美的，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公司购买中国的企业，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没有达到有活力的层次。

　　另外一点就是债权市场，现在我的这些中国的客户他们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优势，相对于美国来说，因为他们可以在债权市场上来去获得这样一些利益，资本的回报，因为在美国他们可能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中国这个债权的市场它是一个短期的市场，所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有风险的市场。所以如果你是PE，你想通过另外一个PE去退出的话，你可能会把这个长期的负债作为这个等式的一部分，然后作为销售PE，作为这样一个可能的选择，所以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的退出市场来说，就是要能够发展出一个长期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债权的市场，不仅仅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有三到五年，五到七年，以便能够有更长期的这样一个退出的机制。

　　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我最近做的一个PE，那么以及这个PE的公司给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价值，那么就是(英文)这个公司，我们做了一个医院的，在纽约证交所的上市，那么这个PE它是一个全球的环境基金，那么他们大概拥有企业的20%，那么他们也从创始人那儿获得了第二大的股东权利，所以作为一个PE的企业来说，在这样一个上市的过程当中它帮助这个公司去做长期的战略规划，跟他们合作来帮助他们建筑他们的董事会，跟他们一起来做他们五年的战略计划。

　　所以实际上对于美国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来说，他们会去做一系列的跟(英文) 公司的合作，所以他们在IPO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仍然在考虑的问题就是很多这种高增长中国企业他们来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他们是对于他们这样一个美国的公司来说形成一个很大的竞争，因为美国的这些企业来说，他们去上市的话可能是8到12倍，而中国可能是13.5倍，所以仍然在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透明性的问题，公司治理，或者是财务，或者是控制，以及财务的报告的制度，也就是说很多年轻的公司想进入美国市场，他们并没有能够在IPO上实现他们全部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有一件需要考虑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对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以及对于中国的市场来说，就是公司治理、透明度，以及财务的管理和控制和报告制度，我们希望有更加透明的市场，能够有更多的这些问题，而这些公司可以能够得到更高的估值。

　　我希望在几年之后我再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讨论美国的市场，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仅是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募资是很好的机会，而且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来说他们也可以直接来到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来募集资金，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且也是我的公司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开始只是跟这个国内的公司来做合作，但是今后我们也可以拿到在香港的执照，那么下一步就是我们可能在中国拿到这个营业的执照，可以跟中国的公司来合作。

　　谢谢。

　　主持人：

　　好，我们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自己讲的这个阶段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是更精彩的对话阶段。请我们的与会的朋友们与台上的嘉宾提问题，哪位先开始，举手。

　　提问：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听到今天最好的一个论坛，而且我觉得包括所有的，今天所有的发言人都是非常有知识的，而且知识非常丰富，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就是还有包括刚才那位美国的发言人，都分析的非常好，我们今天的演讲人在之前的一个论坛中，还有包括今天的论坛都说过了，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客户，还有包括一些保险公司，我们为他们在美国来进行管理这种资产，那么事实上退出战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您刚才所说过的，对于二级市场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介绍一下在美国的这个趋势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使用IPO的形式，而且对于一些投资银行来讲，他们采取的方式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在美国有很多的分析，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太多的，有些是做的IPO，因为包括在一些零售的投资方面是做的IPO，而且能不能在这方面再说一下您的观点，而且我知道我们今天，包括代表所有在座的各位，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今天在PE方面，你觉得哪一部分的这个PE是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最有希望的，谢谢。

　　主持人：

　　这位朋友的话题还是给克里斯.麦克凯博，请简单的回答。

　　克里斯.麦克凯博：

　　我们看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一个主要大的变化，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就是来包括在中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多层的发展，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5年中IPO的一个发展，就是说从一个三千万的发展到了一亿两千万的，从一亿发展到三亿的公司，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资本市场方面，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小的一些资本的IPO的一些市场，而且有一些也需要更多的一些监管，而且包括有一些是全球大的一个共同基金，他们也是希望在一些大的基金方面进行投资。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具体的公司，比如说像思科公司，他们的公司业务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来买一些小的公司，而且在这些小的公司上市之前，用思科的体系，比如说像IBM或者其他的公司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到在其他领域就是说他们这是一种行业的融合。而且您的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其他人来回答一下，我觉得在消费者的这种市场中，我觉得包括还有这个中产阶级的出现，这个部分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未来的发展，而且有很多的就是在于消费者市场方面，我们一直都是在消费者身上希望找到更多的机会。

　　主持人：

　　下面一个话题是问刘纪鹏先生，叫做中国技术交易所是否可能成为PE退出的通道之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之一，刚刚成立的一个中国技术交易所。

　　刘纪鹏：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熊总回答最好，因为这都是北京，它的中心和刚才这位先生问到的平台，都是在北京，所以最好您回答。

　　主持人：

　　好，下一个是问祁斌先生，对于PE的监管，证监会主张执行机构监管和一级监管，似乎不利于推动行业发展，请问您的观点？

　　祁斌：

　　这个问题谁问的？你怎么知道证监会的主张，我都不知道，谁告诉你证监会准备机构监管的？我想PE的监管我们今天不是这个讨论的话题，但是既然问到咱们说一句，全世界范围内还是没有一个定论，而且国家和国家的情况比较不同，那么金融危机前后对(英文)的监管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那么以前这个(英文)和(英文)属于是不管的范围，那么后来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认识到这个领域可能还是要管，为什么呢？因为像(英文) 很明显，(英文)好几十倍，最后对金融系统的崩溃也是起了一个不能说是始作俑者吧，起码是推波助澜吧，那么另外(英文)是在大的(英文)，也是跟二级市场直接相连了，所以它会影响到(英文)，所以这次美国很大一个监管方面的调整，就是准备对(英文)有所监管，但是(英文)毕竟是一个私募市场，它一定要有灵活性，所以不是像说公共市场一下子把它管死了，我们中国属于长期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么一个两难的局面，所以我们就是应该，我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在探讨怎么去进行一个比较有效的监管，能够把握一个平衡组，那么美国提出这个叫做(英文)，就是清楚是监管，英国长期以来是管功能性监管，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在进行和继续之中，现在还没有定论，我想我们也在研究之中吧。

　　就简单做一个解释，谢谢。

　　主持人：

　　下一个话题是问邓局长，国资委对于国企投资于PE交给GP搭理态度有无政策倾向？

　　邓志雄：

　　我就这个题目先把刚才刘教授讲的一个观点，我再说清一下，就是国资委跟产权交易市场的关系不是监管关系，国资委是产权交易市场中间的大卖主，因为全国人民有这么个东西选定你这两个市场卖，你就要按照我们的规则来卖，你如果不按照我的规则卖我就转场到别的地方去卖，因此是监管的产权交易市场中间的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是不是合规，所以我们只是监管自己的那个东西你是不是按照我的规则卖了，我们还没有构成监管者，但是在省市一级，确确实实省市一级的产权交易市场就有各种状态，有一些省区市是由国资委设立的产权交易市场，那个情况属于国资委监管它的市场。所以在我们这个层面上我们还只是一个大卖主，但是我们跟产权交易所的合作是很好的。这是顺便解释一下。

　　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国资委对国资、投资PE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事情尚在研究之中，但是我个人认为PE是一个新的时代潮流，这次的话题叫金融危机下的PE，那么我的观点就像它是一种新的资本形成方式，这种资本形成方式之所以能够方兴未艾是因为老的资本形成方式碰到了一定的问题，或者是只用老的资本形成方式不能解决社会的发展，才需要这种新的方式形成，而金融危机非常突出的显现了这一点。因此，国资是需要极其认真的研究PE的，我们已经连续三年对美欧的市场，对于PE本身的这个发展进行调研和培训，正在积极的做一些准备。

　　主持人：

　　好，下一个话题还是问祁主任，您主持的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的课题的主要思路是什么？目前到了什么研究阶段？

　　祁斌：

　　我们这个研究我跟你说还是初步阶段，你要有什么思路的话，有什么好主意的话欢迎给我们提提建议，谢谢。

　　主持人：

　　看来给祁斌的条子还是比较多的，问祁主任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在未来五年内会超过两千家吗？

　　祁斌：

　　这不是套我的话吗，我们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不是搞的计划经济，所以你这种预测和计划都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想中国我想讲一点，刚才那个金总提了一个挺好的，欧洲上了半天市结果发现是中国的公司，我们看一下今年IPO市场排在第一名的是中国，是900多亿人民币，然后第二名的是香港，也是我们中国，第三名是美国，一看美国里面是纽约交易所加上纳斯达克交易所，实际上美国欧洲的总和，排在第三名，后面就没法看了，所以中国当仁不让成为全球最大的IPO市场，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IPO900亿在中国金融再融资里面，真正再融资应该是将近四千亿，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市场，这个趋势我相信会延续下去，就是说中国这个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IPO市场，成为全球最有成长性的市场，这个趋势会延续下去，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现在经济处在一个非常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刚才我讲到有转型的需求，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现在大量的资金需要投资，这个叫做流动性过剩，我们以前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现在变成一个流动性过剩的国家，大家觉得每个人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我们人多，流动性过剩了，所以这两个之间怎么能够匹配，就是需要这个市场能够发挥功能，所以我在想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一，我们要加快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快我们包括一些体制改革的步伐，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去构建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那么你想中国现在，我听说股份制公司是12万家，上市公司是1600家，所以证监会审批效率要提高，天天审批，审批了1万家还剩11万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所以OTC市场为什么一定要发展，这就是中国要成长的一个趋势。所以刚才几位点到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加快我们一个是监管体制更快的改革，另外加快我们资本市场的建设，共同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当然这里面我相信PE的功能是一定会得到充分的发挥的，所以各位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相信未来你们的(英文)都会非常非常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一个问题是请问邓局长，目前各地产权交易所在体制运行机制和交易方式等方面参差不齐，要成为PE退出的主要通道之一，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改革？

　　邓志雄：

　　中国产权交易市场可能就数量而言有两三百家，现在已经有省级以上国资委选定认定的有64家，64家有四家可以从事中央级的国有产权的交易，就我们本身刚才介绍国资委跟产权交易所的关系主要讲的是我们对我们所选择的四家产权交易市场，他们之间的怎样一个合作和监管进行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制度体系影响到地方国资委，通过地方国资委去影响到它所选择或者它所建立的产权交易市场。因此，京、津、沪、豫这四家产权交易市场每一个动向和安排都会对全国的产权交易市场有一些影响，借这个机会我简单讲一下，这两年来这四个产权交易市场在怎么样趋向统一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一些努力，第一是统一制度，现在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制度，特别是操作性很强的都已经建起来了，到今年的7月份，企业国有产权操作规则已经出台，到10月30号，这四个交易所统一的产权转让操作细则已经出台，所以制度已经统一。

　　第二，就是统一系统，现在的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的运作已经完全是信息化的了，那么现在的企业国有产权的交易占产权交易所的量在六成、七成、八成不等，因此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量，为国有产权交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交易系统，这四家是用一套系统来进行操作的，所以这是第二步统一系统已经实现。第三步是统一监测，这四家交易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四个市的地方国有产权的交易，每一件都已经可以实时的动态的被地方国资委和我们国务院国资委，以及监察部和中纪委等等监察到，所以监测也完全的同步，这是在产权交易市场监管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一种次优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能够满足13亿人东西转让需求的一定能够满足几个LP，或者几十个LP构成的那个PE的那种产权的转让。是不是所有的产权市场都需要来为PE提供服务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并不需要，资本市场有它自身的特性，那就是要适度的集中，尽管PE和产权转让有它的私募股权转让的一些和上市融资不同的一些特性，但是资本市场本身的特性还应该是一样的。

　　请刘老师再讲几句。

　　刘纪鹏：

　　我补充一点，因为今天这个会场很怪，我们这边人讲话这边听不清楚，所以熊总问我的问题我没有完全理解，好像是关于技术产权的问题，现在产权的问题叫的很多，有叫技术产权的，还都有中国字头，还有叫中国民营产权交易中心，还有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刚才我们海涛还提到是这个9月号深贵市场，这是深圳的高交所产权中心都是在工商部门批下来的，他们经营范围里面也有产权的转让，这种产权大部分都是以实物或者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这样的一次性的转让，实物大家好理解，像无形资产的产权，他买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用，买的过程是间断的，不是PE(英文)的概念。

　　所以大家这些产权市场都在期待着能够完成这些持有产权公司股权的转让及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今天大家研究的PE的退出机制，它是以价值形态受让转让为前提的，不是使用价值。所以这样的过程的话明年对于这种股权为代表价值形态的转让，那么对它的探讨，比如说有些民营产权交易厅希望你投资，最重要的是你只要一涉及到股权，这里面邓局也谈到了，我们可能还有两类股权，就是公众公开上市的股权，我们还有一个叫非上市公众公司，就是中国的IPO有两类IPO，一类IPO完了就上市，还有一类是成立的时候就IPO，这种股份公司也出现了，你怎么办，它成立之后，虽然搞了IPO成立了，但是它一上市可能要两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有可能是三年，那么它一年以后会不会在我们小学体系里面先挂牌，培育它把它当成摇篮，所以这也是在探讨多层次市场里面的重大话题，所以最近场外交易市场非常活跃，比如说下个月12月1号天津的股权交易所又要开这样的研讨会了，它已经做起来了，它这种情况和证监会是什么关系，和我们的国资委是什么关系，所以我刚才也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是监管，证监会当然是事业单位，祁斌主任他们是监管，国资委特赦机构的局长他们实际上是以股东身份在研究我的资产转让中的透明度，不要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是事实上你是最大的股东，各地的产权中心自然而然也就实际上也是被跟国资委的关系就联系很紧密了。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你再探讨其他各种类型的时候，一定要除了上市不上市之外，你还有一个它转让的是不是股权，还是其他实物使用价值的产权之分，所以这个恐怕今天是作为一个课题大家需要关注的，在投资中尤其要注意的。

　　谢谢。

　　主持人：

　　时间过的太快了，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由于会议的总体安排，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快要结束了，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回顾和总结一下几位专家精彩的观点，其中一个观点应该说是中国作为发展最快的市场主体，同时也是国际上发展最快的资本市场，将会成为我们PE重要的一个市场选择点，另外，退出作为一种销售行为应该我们持积极的观点，退出除掉上市并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退出通道，也就是产权市场，刘纪鹏先生提出明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展开的一个年，他称之为是中国的三板年，应该建立覆盖全国统一监管的股权交易市场，这是国家证监会已经写在方案中了。还有的嘉宾提出了，向我们介绍了包括境外的长期债权市场。

　　总之，PE作为一种最新的叫做资本形成的方式，新的这种企业的制度，它必然要求一种新的资本市场的形态，所以中国作为未来全球PE发展最热闹和繁荣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需求和可能的发展空间也应该是最为广泛的。

　　再一次感谢我们五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非常精彩的观点，我们感谢他们，感谢群体观众大家辛苦了。

　　平衡论坛六(B会场)

　　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参加我们分论坛，我们这个论坛正好感谢上面的发言者没给我们耽误太多的时间，只晚了10分钟，但是我们原定的发言人，现在有一位不能来了，我们是五个座谈的嘉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IDG资本合伙人林栋梁、富恩德粮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执行总裁刘海林，欧瑞斯资本合伙人Steve Wu。

　　我们程序是这样，由于我们计划在原计划的时间内结束，所以我想下面先是五个发言人每人先讲七分钟的发言，然后在座的各位就可以提前准备写条子提问题，送到我这儿来。我们就抓紧时间先开始！我们先请王国刚先生给我们讲讲他的看法。

　　王国刚：我们这场讲的PE在促进经济调整方面的作用，从PE结构调整来讲，中国已经讲了很久，从九五时期就开始讲了，那个时候说两个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转变，另一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话题之下，我们就要调整应该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具体调些什么内容？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九项内容，第一个层面讲的产业层面，第二个层面讲的是企业层面，从产业层面来讲，讲的是四项内容，第一要调整产业的部门结构，第二调整产业的区域结构，第三要调整产业的技术结构，第四要调整产业的发展结构。在这个背景下，产业机构必须落到企业面上才能发挥作用，紧接着就提出在企业面上做五个调整，第一企业资本机构，第二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第三要调整企业的资产规模结构，第四要调整企业的技术结构，第五要调整企业的产业结构。一般来讲，不太谈企业产业结构，在教课书、理论上不太谈，在中国很特殊，因为中国从短缺经济走过来的，短缺经济很大的特征，企业生产什么都能卖的得出去，都能卖给好价钱，在短缺条件下数量是第一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企业贯彻了一套所谓多元化经营。由于一个企业干这个事，其他企业也做，出现了我们一批企业的产业结构图框，因此在那个条件下出现了调整企业产业结构，使企业能够有主营业务，并且展开经营活动。

　　好些人很奇怪说，为什么中国特别强调主营业务理由就从这儿来的，历来竞争都是专业化竞争，从这个背景下展开了，这些搞了十几年了，到现在应该说这些结构还在逐步调整过程中，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讲调整产业结构是一个已经有十几年的话题了，当然往前推也很多，我们不去讲更早的事，然后往今后走，调整产业结构仍然是长久的任务。不论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为什么是一个长久任务呢？很重要的一个事讲明白到今天为止，理论上没有证明出来，什么样的结构是合理的，没有理论证明，同样在实践中都只能进行比较分析，你认为那个结构好就往那方面走，然后如此大的产业、经济体系，那里面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人们总喜欢把这样那样的问题用结构来讨论，这样就出现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所以这个话题很大，在这一方面我不细说了，还是回过头来讲讲PE。

　　在中国有两件事没有得到认真解决，第一件事，中国原来是由计划经济走过国家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过程中，从起点上来讲，我们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认真讨论过，就是资本原始积累，中国最初改革开放前几十年，连资本概念都没有，更不用讨论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我们到92、93年开始实行股份制，才把资产评估表改成资产负债表，人们才开始找资本，这个背景下再加上我们80年代中期搞的资本投资都变成贷款投资，把那个加上出现了中国企业严重缺乏资本，严重缺乏资本通过这些年有所缓解，但是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张，大家远的不说，就讲2009年，2009年为了能够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在没有办法的条件下国务院做了一个决策，干什么呢？把原来一些投资应该具有的资本降低了，降低的部分由贷款来支持，负债来支持，大家就知道资本依然缺乏，这个缺口有多大，每年缺少一两万亿，PE在这里干什么？PE投下去的全是资本，从这个角度来讲，促进中国经济调整，必须有足够多的资本才能够使得经济结构得到有效的调整，否则的话，这个资金走不动，过去资金可以靠什么？可以靠信用贷款，但是90年代以后不行了，银行放款要看你的偿还能力，要有资本带动后面其他类型的金融资金才能跟着走，PE在这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细的不去谈了。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市场有的是资金，但是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机制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大量资金干什么？通过银行渠道走了，进入银行从银行放出来的全部是债务，已经不是基本型的资金了，在中国经济存在着严重资金过剩，可是这种资金过剩是什么？是债务型资金过剩，不是资本性资金过剩，要使得这样一种债务型经济从源头上就转化成资本型资金，就需要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其中解决方案之一就是运用PE，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家都拿钱还是拿到银行去存款，不是采取这种股权投资方式，可以讲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资本支持下有弱项的。

　　大家有钱都存银行去了，有多少人有钱拿来做PE，我们PE的发展必须从源头转变，资金进入银行渠道变成债务型经济，整个经济发展中严重缺乏资本这样一种状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好了，我时间到了，谢谢！

　　主持人：请朱主任讲！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我是朱少平，大家可能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的，咱们今天讨论的题PE在经济调整中作用，理了理大概有这么几条：

　　第一，首先PE本身就是一种金融服务业或者叫投资服务业应该属于第三产业的概念，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较大，规模比较大，比例比较高，而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这两年的比例稍微有点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还比较小，但是PE这个行业现在从目前来看，发展的也有十年左右了，这里面有一个概念问题，我们过去提的产业投资、风险投资，而现在又提PE，PE和那两个行业是什么关系？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产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它拿到的都是股权，而且它的资金又是私募来的就是我们PE的组成部分，PE的资本量大概估计是5000亿左右，因此这个产业的发展本身就是第三产业的规模得到了提高。

　　第二，PE它投资于某些产业，就能够促进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大家都看到了最近几年，我们PE快速发展的时候，它投于哪些行业呢？比方说太阳能、风能、风电、环保、生物制药这些领域都是国家鼓励发展的工业里面一些小的产业，由于PE的资金进去促进了它的发展，这些发展能使我们工业结构合理。

　　第三，我们PE投的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不排除它可以投大企业，但是绝大部分的PE投向的都是中小企业，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市场经济活动中，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为大企业你规模越大，你市场占有率越高对中小企业形成的压力就越大，由于中小企业先天不足的原因资本比较少，这一点王教授做了解释，我不展开，PE进来主要投资中小企业，能使中小企业由小做到大。

　　第四，由于PE它的投资具有快速增值的效应，而且它投资的这些领域都是国家或者社会需要快速发展的产业，这样它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引导性，你看一看很多投资只要它投别人就投，而且我们PE里面还有一种模式叫跟投模式，我发现一个好企业，我投一个部分，只要我一发号召外面一大批的人进来了，所以它的有很大的示范效应。

　　第五，PE里面有一个分支叫并购，我们现有的企业，现有的行业，以及国家有关机构可以通过PE的方式来从事并购，大家看到最近几年我们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通过六七年并购，企业现在已经达到132家，从196家到132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而是行业的调整，可见调整力度很大，按照国资委的考虑我们要加大这种并购，就企业数来说，现在132家今后1—2年要并到100—80家，这也是很重要的。

　　第六，我们现在的国家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我国家制定了产业政策，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国家要通过调整产业政策来引导社会，引导投资方向，而我们PE是国家产业政策实施的一个先行者，由于PE的这些人，第一它集中了大量资金，第二它有比较先进的管理技术，第三他们对每一个领域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多方面的比较，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我们这些做PE的一个PE的投资经理一年至少看二三十个企业，在二三十个企业里面找若干个好的企业，这些人的投资都是分领域的，他是做生物制药，他主要做生物制药，我了解过几个，我就是做风电的，我说你能不能做垃圾发电，他说垃圾发电我不懂，他的技术程度，他的企业的好坏程度，发展潜力都有比较的了解，这样一来他们的投资行为最后都成了实施国家产业政策的一种先行者，所以说，发展PE它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下面请Steve Wu介绍一下你自己？

　　Steve Wu：我叫Steve Wu，我是欧瑞斯资本合伙人，我们主要提供成长型的资本给全球所谓新兴市场主角企业，第一我们很专著提供成长型的资本，第二提供给全球中小企业，第三是在所谓的新兴市场，就是快速发展的这些市场，包括像中南美洲、非洲、印度、东南亚、中亚地区都是我们的标底。我们进入中国是在2007年，进来比较晚一些。我们在中国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有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个也就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就是我们专著在中小企业，我们所谓的中小企业跟一般的PE所投入的事实上还要更小一些，我们一般投资金额对于一个企业不会超过500万美元，有一些PE投资最少是1000万美元或者2000万美元，我们专注于真正的中小企业，所以我想是我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我们有一个地区性的PE，我们第一个基金我们就先寻找一个省份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基地，我们选择了一个山东省，我们把70%的钱投在山东省，另外30%可以投在其他的相关的地区。我们第三个特色，我们在全球我们目前有15个基金，遍布在全球的新兴国家，我们全球有26个办事处，我们形成全球的网络，我们进中小企业谈判的时候，我们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附加价值，因为中小企业本身要把他的产品往国外去发展，现在可能欧美那边可能发展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新兴市场，他们市场蛮大，蛮活跃的，他们自己用他比较少的力量到处去建立市场的话，他们借助我们的网络可以在很多国家建立起自己的网络。我们在中国三个策略大概是这样的。

　　对于PE，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PE，PE在整个经济结构里面所起到的作用，PE它集合了社会一些资源、钱，把社会上一些钱交给我们管理，根据我们专业去寻找一些好的投资项目，什么叫做好的投资项目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做PE或者做VC的，应该有一定的专业，我们有很多分析人员、投资经理、项目经理根据他们的敏感度了解到社会的一些变迁，什么样的一些产业可能是未来的明星产业，在搭配到政府的一些政策，特别一些产业政策，这两个加在一起，我们会研究出来哪些产业是我们去关注的，把资源投下去的，在这里面我们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净值调查，选择里面比较好的企业，这些好的企有很好的经营团队，在很好的产业里面我会给他提供其他的附加价值，使得这些企业将来能够成长、壮大，他成长、壮大了以后，他本身可以雇佣更多的员工在社会上起到更好的作用，这基本上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对于社会来说起到的作用比较明显的，这是我们成长性资本所做的。

　　另外一块，所谓市场经济发挥得时候，常常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产能过剩，这种情况下有另外的PE专门做并购重组，这些也会创造出一些社会价值，使得一些没有好好利用到的资源从过剩的产能释放出来，释放的更好的产业里面，我想这是我们PE在经济结构里面所能产生出来一些比较正面的效用。我们可以从一些别的国家例子里面看一看，我想欧美大家都知道，他们做了很久，有蛮多的。像台湾的经验，我本身是从台湾来的，台湾是从80年代开始，那个时候政府就有一个产业政策，他希望偏向于所谓的半导体以及PE产业，有了这样的政策以后，也就发现产生一些VC，这些VC就配合政府的产业，就在台湾创造出来了一些新的公司，包括像宏基、华硕这些，整个ICT的产业在台湾做了非常大的发展，在整个GDP的结构里面高科技占了很大一部分，这都是PE所创造出来的最大的价值。

　　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上市里面大概有三家上市公司里面有一家得到了VC或者PE的资助上市的，上市公司里面高科技公司有两家就有一家是当初接受过PE跟VC资助的，就是PE怎么样在社会调动好资源做一些比较好的运用，创造出一些比较大的价值。

　　大概是这样，谢谢各位！

　　主持人：下面请刘海林先生谈谈的看法！

　　刘海林：我是富恩德粮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执行总裁，我们主要包括粮食加工，以及海外的能源资源开发等等，今天我们讨论PE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我们就在问PE和经济调整什么关系呢？我可以说一句，如果没有PE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来很好的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可能会有人说你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太耸人听闻了，我说不是，我们是用事实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说明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PE它来源于美国，美国也是PE最活跃，最发达的国家。同时我们知道美国也是科技最发达、最领先的国家，美国在每一次在全世界的经济中能够起领导作用，它主要靠两个，一个就是发达的金融，一个就是能够在各个时代来引领世界的潮流在科技方面，我们就看从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现在，美国实际上是经历了三次产业的变革，这三次产业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使美国能够领先于其他国家，这三次产业变革在什么内容什么时间发生，第一次50年代，美国以半导体技术领先于世界。第二次80年代，美国以个人计算机技术领先以世界。第三次就是我们实际上最熟悉的，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以互联网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我们回头看每一次美国新产业形成的时候，在美国新产业形成之前，都可以看到美国PE投资会形成一个高峰，这个高峰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什么？它为新产业，这些新的公司注入大量的资金，同时带动了美国资本市场产生一个新的高潮，把纳斯达克或者纽约资本指数达到最高点，在最高点结束的时候，大部分的PE会总他们获得投资这些公司IPO推出盈利，同时资本市场的泡沫会破灭。

　　但是在资本市场泡沫破灭之后会形成一个新的产业，这个新的产业就给美国带来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带来了他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回头看看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PE其实不单单也简单一个投资工具，不是单单一个金融产品，他对整个行业的变化会起到非常大的绝对作用，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制造一个新的产业潮流。所以在我们今天调整结构的时候，本次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非常强调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个经济结构怎么调整，调整什么，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讨论的问题，但是从PE最发达，科技最领先的国家，美国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PE的参与，如果没有PE的投资，整个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是非常难实现的。

　　我就说这么多吧，把时间留给他们！

　　主持人：谢谢！林先生代表IDG，你们对于中国经济的调整有什么看法？

　　林栋梁：我是IDG的林栋梁，我们93年开始在中国做创业投资，我们管了差不多25亿美金的基金，我们在中国投了有几百家企业，也有几十家企业上市了。这个题目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题目，比较难的题目，就是结构调整。我查了一些资料，我这里有两张表，从这两张表谈谈我的看法，第一张表最赚钱中国和美国的十大企业，中国最赚钱的企业就是银行、石油公司、海洋石油、神华，这是最赚钱的行业，美国的十大企业里面有四五家是技术企业，第十家是惠普，83亿美金它的利润，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从PE、VC，我们投不到这些企业，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结构如果向前发展，美国的结构至少是某种学习、借鉴的结构，我想中国的企业在其他的非国有的，非垄断性，非资源性的企业一定会成长成中国大企业，都可以跻身到利润最高的企业，我们PE投资能够培养出中国下一代的大企业，优秀企业。

　　从目前来看，互联网里面最优秀的企业还是PE、VC投资的企业，比如说腾讯，我想它从销售额从利润从市值应该会冲到中国的非常前列的公司里面去，这也是我觉得PE、VC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贡献了。

　　最赚钱美国和中国十大行业来说，中国就是邮电、港口、道路运输、烟草加工这一类，美国这里面实际上最赚钱的行业，计算机、制药、网络通信设备等等，这个行业是美国最赚钱的行业，我想在这些行业里面，中国的这些PE和VC也能够有机会发挥他们的作用，能够去投资，逐渐带领中国的企业在这个行业里面提高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比例，我想PE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们过去实际上在TMT领域，在技术通信、媒体领域做了很多的投资，投了两三百家企业，也是我们目前投资的主要领域。在消费类和消费类服务里面我们还是做比较重要的投资，我们前一段时间投了波司登，也是一个国内比较消费品品牌，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们做的更好。我们在新能源环保里面也开始做投资，我们有两三家公司开始做投资，像太阳能应用里面我们也能创造出更优秀的公司出来。通过我们实践，我们PE有机会帮助中国经济结构的改进和调整。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这些PE公司，我觉得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者，也是推动者，我们也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也在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林先生，林先生做了很多准备，你能不能把你的两个表放到水杯跟前，让电视机可以拍得大家看一看，可以放大一下给看一看。五个嘉宾都做了发言，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感谢一下，我有一个问题问一问国刚，PE只有10%是管理真正个人和钱，都是公共机构的钱，这里头你也谈到都是用债务性投资去管理的，中国在管理公共机构的钱是通过债务性的，实际上钱主要以一种国有企业的方式在管这些钱，现在如果出现PE来管理，比如说全国社保也拿出一个比例了，中投公司也投到国外的PE团队了，还有就是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保险现在也可以做股权投资了，在国企传统公共资产的方式之外，出现PE管理公共资产的趋势，这种趋势能不能叫做公共资产管理的PE化呢？是不是反而更有效的方式，您觉得这一方面，请您分析一下？

　　王国刚：这里面有几个层面的事，首先我们先讲第一个事，我们原来进行的这些投资，在早年的时候，根本部分是负债，反正有一笔钱拿来用，对于中国来讲，资金这个词一点不陌生，我们过去专款专用，就叫资金，资金概念有非常之多。然后紧接着，我们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又怎么样，一种管基金的机构，来运作的倒不多，我们基本上用得是企业行为，后来改为公司行为，基本上是这种概念。我们当时重视的主要是生产销售，其他的事并不重视，后来虽然有了投资公司，但是仍然是公司性的，投资公司是什么？除了股东给的钱以外，剩下的就是借钱去了，是这样，不是广泛从各个渠道有人委托他进行投资，并没有这种说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有投资，也有资金，但是我们没有投资基金，各干各的。

　　如果把PE理解成一种投资基金概念，我们说随着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向社会各界不论是私人还是机构的，甚至是政府的基金，以基金方式委托管理人进行管理然后运作，这种将来是一种趋势，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是必然的，为什么？刚才我前面讲了，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条件下，实际上我们资金数量众多，但是这些资金转化为资本的路径太窄了，没有更多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投资基金是非常重要的机制，现在我们投资基金还基本上限制在那一头是公众那一头，公众那一头是证券基金，那一头比较大是机构基金在做，我们并没有向更广泛的范围来做，中国的居民是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主要的资金提供者，这就决定了你应该有新的方式来使得居民的资金从居民家里走出来转为资本，而不是都通过银行转成债务型的资金，居民转为债务型的资金拿到很少的利息，而没有分享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应该得到的东西。

　　主持人：从上午的讨论来我也有这个感觉，上午有一个北京股权PE协会的副会长衣锡群，他实际上现在正在筹备我们叫组合基金，他可能要筹备50亿资金来源有北京市政府的，有国资委的，可能有全国社保等一些公共资金，也有一些民间的资金，这些资金可能有50亿的规模，因为现在他还在策划之中，我只是一种猜测，这么大的规模要交给多少人管，可能10个人管，原来国企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管理公司是很高效的，我希望国有市场多尝试一点PE化的管理方式。我也想问一问朱少平主任，因为朱主任是法律主要起草人，现在我感觉在某些政府部门对合伙企业法，特有限合伙制并不看法，特别合伙人参与资金确立的时候，并不选择合伙制，是我们合伙制设计的时候不是为他们设计的，还是说他们在组建中有一些问题的方面，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朱少平：谢谢何教授的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太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合伙企业法》已经通过了，大家也知道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是不是修改《基金法》的问题，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误会，严格来说《合伙企业法》不是为PE设，我们这个PE涉及三个问题，或者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这一个机构，无论你是管理机构，或者什么机构和公司，或者合伙你是一个机构，这是一个。第二你所要从事的这个行业，国家对他的管制或者叫管理。第三你这个机构，要拿投资，你钱的来源，钱的来源两大块，一块是公共机构的钱，一块是合格的投资者的钱。第四你拿了钱以后，你投资对象，包括证券市场和未上市的市场，这四个既是分开，又密不可分，我们很多问题搅在一起了。PE是三层意思，第一层私下募集资金，或者招募资金。第二层用招募的钱进行股权投资。第三我招募来了，我使它管的好，我必须采取合适的形式。我们做银行，你必须说首先到银行拿一个牌，批不批准你做这个业务，然后你去登记，登记完之后设立这个企业，设立完了企业以后，你要开展什么业务还要到监管部门申请业务。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包括公司法，包括合法企业法，基金法，严格来说都给你提供一种投资的组织形式，不管你干什么。

　　比方说我设立一个公司我可以投资制药、新能源、环保，我也可以用它来管理PE的基金，同样反过来也有一个问题，合伙企业，我原本设立这个法的时候，我并不是要为你这个PE，或者为你风险投资制定这个法律，当然我们修改这个法律的时候有这方面的意图。为了适应风险投资的发展，曾经想过通过《基金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没解决，后来想能不能制定《风险投资法》，问题更大，我们就修改了《合伙企业法》，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还有一个我们基金最大的问题在哪儿？我们现在《基金法》只管证券投资，我们现在又要做合伙型基金、公司型基金，和合伙企业是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一回事，一回事就麻烦了，对这个问题争论比较多，总体来说，法律是适应我们现在社会发展投资经营的需要而设立的，也会适应这个需要而修改，现在监管机关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刘海林，你们粮食投资基金有什么特色？

　　刘海林：我想大家都知道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国家政府提出的目标主要是两个，一是保增长，保增长就是保就业稳定。二是扩大内需。保增长短期增加投资的方式保增长，扩大内需是比较长期的任务，扩大内需怎么扩大呢？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国最大的潜在市场是农村，扩大内需如果根本来解决扩大内需问题实际上农村要增加购买力，农村怎么增加购买力，像老弱病残扛锄头下田种地扩大内需是句空话，在目前来说如果要真正实现扩大内需这个目标的话，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任务实际上是什么？怎么来建立现代化农业，其实现代化农业这个过程在中国其实已经悄然发生了，只是我们大家不知道，我简单地说，实际上我们国家农业已经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从一种分散式、家庭式的农业形式变成集中型的、大规模生产的农业形式，从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变成一种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我想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国家国务院制定了十五时期的粮食规划，这个粮食规划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的概念了，怎么来增加耕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主要内容是什么？主要内容是把粮食怎么变化更多的食用产品，就是粮食深加工，比如说玉米，玉米延伸出来的产品可以用化工、工业，以及补充人的营养等等。我们粮食延伸产品，我们国家能做400多种，美国能做3000种，我们400种做出来而且在市场上应用非常少，所以这个产业的潜力非常大的。

　　另外，我们从耕作方式来说，我们PE投资如果要做的话，实际上我们刚才各位讲的怎么样使中国的农业在高科技资本密集型发展的方向，PE向支持其他产业发展一样有更多的机会来支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想请林先生，林栋梁先生回答一个问题，也是下面观众提出来的，IDG过去都是外资进驻中国投资，可是中国现在的企业海外并购的事件，PE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并购企业，现在是一个反过来的一种投资，对于这个事情，你觉得PE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林栋梁：中国的企业无论如何要走出去，不然的话在国内市场窝里斗还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金，我想我们可以对国内的企业走出去提供对客户，对国际市场，对金融服务帮助，同时我们也再帮助国外的企业进入到中国来，产业国际化是一个潮流，我们也在帮助一些国外企业进到中国来，这样的话，通过双向的交流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在中国对国外的投资者和产业经营者来说，我们对中国有非常深的了解，不管是国内政策，法律环境，金融环节都有很深的了解，对国内的企业走出去，我们对金融服务对法律也有比国内企业更深的了解，我们有资本，你要走出去的话，资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就是国际化这块。

　　主持人：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问Steve Wu先生，因为您比较熟悉台湾，中国现在对PE的出资人，在一些机构投资者里头还有一些限制，比如商业银行或者是保险，还有一些限制，在台湾PE的主要资金来源他们是来自于什么机构呢？请您给大家简短介绍一下？

　　Steve Wu：我看到一个资料30%的钱来自于财务的公司，类似于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的，占了30%左右，另外30%是属于上市公司或者一些大的公司、集团公司他们做投资的，另外30%是属于比较有钱的个人，一些散户，他们对股市有兴趣的，把这个钱放进来，台湾的人蛮喜欢投资的，散户30%投到这里面，另外10%跟政府相关的，台湾有一些行政院开发基金，这个占10%，大概三三三一是这个样子的。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时间到！我们整体来讲还是拖堂的时间，我们分论坛讨论时间还是没有超过的，我们这次会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