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对外资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如何提升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改善外资的结构，是长三角面临的紧迫课题。

　　一方面，长三角仍是外商眼中的投资热土，长三角也仍需要外资；另一方面，长三角对于外资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有限，土地、环境的“硬约束”也越来越严重。这样来看，外资确实可能会过剩。

　　对那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那些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能源、严重污染环境的低端制造业外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来者不拒”了。“招商选资”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招商理念

　　1、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加强监管，却被贴上“保护主义”的标签

　　对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国内媒体报道寥寥，而对长三角外资过剩的担忧，却风生水起。细细琢磨，两者似乎暗含着某种因果关系

　　有些重要新闻，未必能引起太多人注意。

　　9月8日，修订后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施行。或许是太过专业，国内媒体报道寥寥。相反，国外却有不少评论。一家英国媒体评论说，中国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外资遭遇“紫禁城”。还有人担心，中国引进外资的大门变窄，是否意味着对外开放政策会有所变化？

　　作为新兴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并购在全球迅猛发展。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外资并购的平均增速达30.2%，远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15.1%的平均增速；90年代中后期，外资并购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已达70%—90%。并购由于能给引资方带来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成为一些国家的主要引资方式。

　　相形之下，一篇为长三角外资过剩担忧的报道可谓“出尽风头”。

　　该文谈的是“提高引资质量、改善引资结构”的老问题，但用了“外资攀升难掩‘过剩隐忧’”这个颇能刺激眼球的标题。报道说，作为吸引外资的重镇，长三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敞开怀抱。然而，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连年攀高，接连引发“防范外资风险”和“外资过剩”的论战，人们开始认识到协调、统筹发展的重要性，对外开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关注。

　　最近几年，我国直接利用外资规模每年都在五六百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03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达535亿美元，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

　　长三角是我国引进外资重镇，每年约一半外资流进这一地区。对长三角外资过剩的担忧，与国家加强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监管之间，似乎暗含某种因果。

　　长三角外资真有过剩之忧？吸引外资政策真的有变？

　　2、什么样的外资过剩了？

　　外资对长三角发展仍非常重要。但是，在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行业，是否还要引进更多外资？长三角强大的制造业，建立在国外投资者的资金和技术基础上，是否值得担心？

　　江苏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田伯平研究员否定了外资过剩的看法。他说，“过剩”这个概念不确切。我们仍处于一个发展的时期，对资本需求量很大，谈“过剩”为时尚早。引进外资不同于借钱，外资一般是以项目形式进来的，不能赚钱还会来吗？换言之，引进外资自有市场调节，没必要担心多了还是少了。田伯平指出，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看问题，资源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外资项目落户长三角，但产品销往世界，不仅在本地市场消纳。“对外资而言，不存在过剩与否的问题。”

　　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实现到位注册外资158亿美元。16个城市中，到位注册外资超过10亿美元的城市有5个，分别是上海(40.09亿美元)、苏州(35.08亿美元)、无锡(12.81亿美元)、宁波(12.03亿美元)、杭州(10.82亿美元)。增幅高得让人心惊：有6个城市的引资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其中舟山增幅达300%。除了上海和绍兴实际到位外资的增幅是个位数，其他均在20%以上。而去年此时，媒体正热闹地讨论长三角引资为何明显放缓、引进外资增幅下降对长三角未来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田伯平认为，长三角引资总体上是正常的、合理的。“有些人议论长三角外资比重是否过高，其实，长三角外资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的比重不过20%多。即便是苏州，这个比重也只是40%左右。”不过，他也指出，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外资结构，长三角必须面对。

　　近年来，对长三角、尤其是苏南地区，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诘难：外资激增，百姓收入有没有同步增长？甚至把外资经济看成“打工经济”，认为引进外资不如发展民营经济，后者，老百姓更能得实惠。

　　田伯平承认，在苏南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外资比重过高而民资比重过低的情况。不过，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行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仍然需要外资进入。而在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外资需要适当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行业，是否还要引进那么多的外资，需要好好思量。

　　“外资对长三角仍然十分重要。”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维担心的，不是外资过剩，而是长三角一些主导产业控制在外资手上。“长三角制造业规模很大，却不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基础上，而建立在国外投资者的资金和技术基础上，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他强调，长三角必须注重培养核心竞争力，掌握产业发展主导权。

　　这话值得深思。资料显示，在我国开放行业中，每个行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被外资控制。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行业取得了多数资产控制权。

　　3、“不缺钱不等于不要外资”

　　内资与外资，内涵大不同。外资背后，是技术、人才、管理、品牌、市场等等。外资对内资可能存在“挤出效应”，说到底是企业自身竞争能力不强。同时，体制约束和资本市场不完善，也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渠道不够畅通

　　担心外资过剩的人，主要理由是“咱们不缺钱”。这或许是真的，我国民间资本数以万亿元计；外汇储备将突破1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0多万亿元……还需要引进那么多外资吗？

　　专家指出，引进外资，一方面是解决资金不足，更多的是希望国内企业在技术、管理、人才及理念方面获得全面提升。这话似乎不错，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每年也要引进数百亿美元外资，其规模长期居世界第一。

　　“内资与外资，内涵不一样。”陈维认为。外资背后，是技术、人才、管理、品牌、市场等。“没有这些东西，即便有钱，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席之地。”

　　对引进外资，有种观点颇为流行：外资对国内民间资本会形成“挤出效应”。因为，外商投资将导致对国内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占用、对国内市场的垄断，进而阻碍国内投资的可持续增加，这是外商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根本原因。

　　同时，从外商投资实际情况看，在结构上，内外资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在技术上，外资主要投向技术密集程度不高的一般加工业；在来源上，来自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投资占有较高比例。

　　另外，外资进入行业主要是那些竞争性行业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外企因享受优惠政策更加剧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特别是，一些生产效率并不高的外企，通过各种超国民待遇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挤压了相对具有更高效率的国内企业。

　　有些专家不完全认同“挤出说”。田伯平说，这种“挤出效应”不能说不存在，但应该更多地从民营企业自身以及体制机制方面寻找原因。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竞争不过外资企业，甚至在竞争中被淘汰了，说到底是企业自身竞争能力不强。“因此，对于挤出效应，不能简单地说好还是不好，它实际上是‘竞争效应’。如果没有引进外资，如果没有这些年‘与狼共舞’，我们的产业发展水平能否提升得这么快？”

　　学者认为，从总体上说，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确实不够畅通，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约束和资本市场不完善，在一些行业、尤其是垄断行业，还没有向民资敞开大门。

　　4、“内外有别”的状况有待扭转

　　以前那种“不对外商说‘不’”的理念，如今是否还有市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行将结束，外资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该适时调整。传统招商引资方式当与时俱进，尤其对于土地、环境资源日益稀缺的长三角，应该更多考虑参股、并购等新的引资方式

　　最近，浙江省出台了《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当地官员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招商引资两大传统指标，没有出现在考核标准中。专家乐观地指出，新的地方党政干部考核办法，不仅将从制度上推动和加快地方政府科学发展观的建立，也将直接催生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浙江企业界，有个流行语：正在建设的项目没有钱，正在投资的项目没有地，正在生产的项目没有电。虽有些夸张，但缺地、缺电的确困扰着这个经济大省。有资料显示，浙江目前可用作工业用地的耕地不足400万亩，每年使用50万亩，8年后就将告罄。浙江一度是全国缺电最严重的省份，去年电力缺口达800万千瓦，因此也就有了“全国缺电数华东，华东缺电浙江为最”之说。这样看来，取消招商引资考核指标，势所必然。

　　苏南几年前就提出，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在当地媒体上，也经常看到“谢绝外资项目”的报道。一位市委书记说：“以前‘一窝蜂’的招商引资方式需要反思。多多益善，来者不拒，拣到篮里就是菜，不顾产业选择，优惠政策太多，结果付出成本太大，尤其是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影响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几年前，笔者参加江苏某市改善投资环境动员大会，市委书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不要对外商说一个‘不’字！”

　　这一理念曾被很多地方奉为圭臬。随着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加上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瓶颈”制约日益加剧，长三角各地招商引资的观念和政策也悄然转变，“不对外商说‘不’”之类的话也乏人提及。一些地方“全民招商”的壮观也成过去。

　　另一种隐忧依然存在：内资与外资的不平等竞争。

　　专家指出，按照世贸组织规则，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各种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核心是各种税收减免，也包括在操作层面所给予的各种特殊照顾。这种超国民待遇虽然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但在国外是很少见的。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资企业贯彻“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普遍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待遇。外资企业在投资、金融和外贸等方面也享受优于内资企业的管理，总体来看，外资企业要享有更宽松、更开放的经营管理环境。

　　有消息称，在强化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监管的同时，我国也在酝酿如何适当调整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前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也发布了《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专家指出，这一系列“组合拳”，并不说明对外开放政策有什么变化，恰恰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符合国际惯例。

　　看来，在制度层面上，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会一点点改变。但是，在操作层面，还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

　　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对外资过剩的担忧。

　　目前，长三角引进外资的方式，主要还是外商直接投资为主。项目进来，批租一块地，建几间厂房。这样一种传统的引资方式难以为继。长三角面临诸多“硬约束”，最突出的是土地、能源以及环境容量。一方面，长三角仍然是外商眼中的投资热土；另一方面，长三角对于外资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有限。这样来看，外资确实可能会过剩。

　　专家指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外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进入的，也就是通过并购、参股等形式，对原有企业改造提升，而不是另起炉灶，设立新厂。对于长三角来说，一方面，要充分用好有限的土地资源，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同时，不断提升引资质量，提高外资项目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断探索并购、参股等新的引资方式。

　　总之，对于长三角而言，原先那种“摊大饼”式的招商引资模式要改改了，那种“拣到篮里都是菜”的招商理念也要换换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招商引资方式，二者如何有机结合，这是长三角面临的紧迫课题。

　　(本报记者　汪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