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

　　作为我国“十一五”规划的组成部分，目前已经成稿的《长三角区域规划纲要》确定了“四大定位”：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我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

　　说到长三角，人们一般都会提到资源条件优越、文化底蕴厚实，是古代的漕粮赋税重地和近代的民族工业发祥地。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发展奠基于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启动于财政“分灶吃饭”时期的区域竞争，起飞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内生增长动力强劲，发展势头经久不衰。在这片1.1%的国土面积上，6.3%的人口创造出了21%的GDP、20.4%的财政收入、40%的外商投资、36%的进出口总额。

　　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笔者认为，需要突破陈旧的地区主义思维约束，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跳出上海布局上海，考虑长远部署当前。上海当前不仅面临着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经济运行机制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而且更需要谋划如何更好地与长三角经济联动发展，与全国经济发展协调同步。为此，笔者建议，上海的发展应该依托苏南浙北，纵深长江流域，直面开放机遇，加快改革试验，构筑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前沿阵地，合力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抢占国际竞争高地。

　　显然，与以往思路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依托”和“合力”两个概念。提出“依托长三角”，强调“合力打造”，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是国家的发展战略需要。那是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和平发展的进程推进得很快，形势喜人，也很逼人。一个大国的崛起，没有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支撑，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不仅具有很明确的国家战略意义，而且存在很强的时间紧迫性和历史紧迫感。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的能力，仅仅在自身范围的发展，上海即使倾其全力，至少还需要一二十年。可是国家的发展对金融中心的渴求容不得我们拖到2020年或2030年。如果换个思路，以空间换时间，缩短国家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周期，便可对国家战略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撑。

　　近十多年来，长三角地区(尤其是苏南、浙北和浙东)已经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产业发展基础、对外联系网络，以及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又产生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长三角城市群落近年来对现代服务业非常重视，而且发展势头迅猛。如果能够有效地整合这些金融服务资源和航运服务资源，形成规模效应和集成效应，那么，从宏观角度可以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从微观层面可以增强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两者合一，可以为落实《长三角区域规划纲要》的“四大定位”奠定经济基础。

　　历史发展到今天，长三角城市群落对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迫切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长三角传统发展模式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头，各类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即使从自身发展角度计，也对错位发展、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越来越认同。由于市场化的推进和开放度的提高，以及外资外企、民资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条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完备。

　　高度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央政府，一再希望上海能带动周边和服务全国。上海如若能从现有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出发，充分考虑到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主动提出“依托”和“合力”，就可以上合天意，下符民情，优势互补，众生襄助，转平面竞争为立体发展，变外在压力为内生动力，不仅有助于提升长三角地区的发展速度，而且更有利于自身产业层次的提升和城市功能的发挥。

　　如果上述论断成立的话，那么，上海可以根据重新确定的功能定位，通过内外协调、近远结合，通过东引西联、南拓北通，进而整合区域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功能能级。在近期，紧紧抓住后过渡期机遇，加快引进服务业外资，利用全球化资源辐射长江流域；在中期，密切关注“两岸三通”、世博会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延伸效应；在远期，协同长三角各城市共同努力，以大都市圈为组织架构，加快城市国际化进程，联手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真正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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