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

　　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黄奇帆表示，下一步将通过上市来促进重庆大型国企的深入转制

　　“中央政府靠汇率、利率以及行政措施来实施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而地方 政府没有这些工具，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地方上的国有企业来实现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功能。”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1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称，国有企业是国家或地方政府调节与控制经济的一个基本工具。

　　2006年，重庆市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净增672亿元，达到4376亿元，是2003年重庆成立国资委时的2.5倍；资产规模名列全国第9位，较该市国资委成立时提升了10位。

　　黄奇帆说：“这样巨大的变化和提升，在全国30多个省市中是唯一的。”

　　3年暴增背后的30大“金刚”

　　《第一财经日报》：重庆市近几年在国有资本运营上一再令全国瞩目，目前重庆国资运营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

　　黄奇帆：重庆这几年主要取得了几大成就，一是资产规模大幅度增长，重庆市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9月，目前与市国资委成立时相比，资产总额由1750亿元增长到4376亿元。净资产从376亿元增长到1110亿元，增长了2倍。

　　其次是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入库税金和基金收入总额达到294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56.5%。

　　其三是资产聚集度显著提高，目前重庆29户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集团的户均资产达到150亿元。现有10户国有企业集团的销售值过100亿元，约占西部12省市销售过百亿企业总数的一半。

　　《第一财经日报》：可不可以用一个概要性的描述来向外界介绍重庆国资及整个系统性构成？

　　黄奇帆：重庆国资现在主要由三个板块构成，一是重庆市政府旗下的八大政府投资企业集团，简称“八大投资集团”。

　　这一板块目前占重庆市国资比重的40%左右；第二个板块是重庆市属的六大金融类企业及金融机构，如重庆市商业银行、西南证券等，占30%的比重；第三个板块是市属国有的16个工商企业集团，也占30%的比重。

　　这一“4：3：3”的国资构成比例，相对合理地体现了国资在基础设施、金融、工商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及重要战略性领域的布局。

　　三年来，重庆市八大投资集团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850亿元，投资额占全市基础设施投资的35%，较好地发挥了国有投融资集团在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公益设施中的融资承建主体作用。

　　“三阶段”策略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注意到，你到重庆后，分别在当地推出了“国资重振”、“金融再造”、“工业复兴”等在国内颇具影响的开创性举动，但到目前为止，对重庆国资的暴发性增长一直没能得到一个相对全面的解答，你能否对此解密？

　　黄奇帆：重庆国资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地方政府出面搭建八大投融资平台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帮助地方工商企业化解巨额不良资产；第三个阶段是对市属重点国企进行大规模重组。

　　2002年至2003年，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在解决发展性问题时，跟国内其他地方政府一样面临同样的投融资困境，为发展需要的巨额基础设施投入及公用事业投入，都受到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及地方政府不能作为融资主体对外融资的限制，因此我们在城市建设、高速公路建设、水务处理、能源投资等领域设立了八家政府投资公司，地方政府通过国债注入、土地注入、规费注入、存量资产注入、税费注入等途径，组建、培育了八大政府投资集团，解决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问题。

　　我们用约200亿元打造了一个资产为800亿元的平台，目前这八大投资集团已经拥有约2000亿元资产。

　　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为地方国企及其他企业的发展做了基础性铺垫。

　　《第一财经日报》：重庆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前10多年中，发展并不大，地方国资也面临同样的处境，怎样化解这一难题？

　　黄奇帆：政府开发性投资及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但受历史积累的400亿~500亿元坏账影响，地方国有企业基本无法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金融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如果不处理，地方存款将进一步外流到东部地区。

　　2004年至2005年，重庆开始着手解决当地工商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这是一个债务重组阶段。

　　我们通过重庆渝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操作平台，先后分两个批次，以打包打折的方式，处理了约300多亿元不良资产。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一是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金融生态环境改良；二是地方工商企业因此可以轻装上阵。

　　《第一财经日报》：仅仅靠政府组装一些投融资平台类公司以及化解国有企业的债务压力，这类重组可以迅速把公司的报表做得很好看，但是公司自身竞争能力并未得到提升，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黄奇帆：在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操作后，重庆国资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市场化重组阶段。2005年至2006年，我们把市国资委旗下的60个企业集团合并为30个企业集团。这一合并首先是减少了臃肿的机构设置及岗位设置，一是合并后局级单位减少一半，二是合并后处、局级人员减少了约450人。

　　本次重组还进一步缩减了企业的组织链条，关闭了大量的“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

　　在经过这几个阶段的操作后，重庆国资中崛起了一批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目前重庆已经从这30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遴选了10家企业陆续整体上市，其中西南证券、重庆国投、重庆市商业银行争取今年上市，另七家企业争取今、明两年上市。

　　我们的想法是，下一步通过上市来进一步促进这些企业集团的深入转制和进一步市场化。

　　“国资是地方政府调控工具”

　　《第一财经日报》：你近几年来在重庆也用了很多精力来抓国资改革，一些人甚至认为你对国资有偏爱，你对此有何评价？

　　黄奇帆：在基础架构没有成型前，国资先行是必然选择，市场成熟前，民资是不大愿意进行开发性投入的。譬如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未来市场环境进一步成熟时，会引入更多的民资进入该领域。

　　我们重视国资在一些维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及战略性领域的地位，其原因与国有资本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调控工具有关。

　　中央政府靠汇率、利率以及行政措施来实施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而地方政府没有这些工具，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地方上的国有企业来实现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功能。目前，重庆的这些国有企业已经可以在四个领域发挥调控作用，分别是土地调控、融资调控、稳定调控、金融调控四大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国内目前好像还没有人提出这一观点。重庆是怎样实现国企调控功能的呢？

　　黄奇帆：是的。在土地调控上，重庆市利用重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均有土地一级市场的土地储备特许经营权)等地方政府的全资公司，通过土地供给量的控制，对房地产业及房价进行调控。此举确保了当地土地供应及相关产业的总体平稳，并有效解决了重庆市10年前遗留下来的房地产商大量囤积土地的问题，形成了房地产商按规划带及项目使用土地的新格局。

　　重庆还通过这一途径确保土地增值收益通过国企，转投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上，落点在公共利益上，而不是落入房地产商腰包。

　　在融资调控方面，我们通过推动八大政府投资集团和16个国有工商企业集团发展壮大，增强了融资信用，扩大了贷款总量。重庆市国资委旗下国企的总资产为4376亿元，按现有65%的负债比率测算，现在重庆国企获得的银行贷款为2884亿元，是几年前的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