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袁宏明 杨海霞 秦凤华 陈蕾

　　在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视野中，自主创新将承担何种战略定位，中国如何构建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及营造一个创新友好的政策环境？

　　中国正在加紧创建创新推动型经济，这不但将深刻改变中国经济面貌，而且还将重 新塑造世界格局。

　　去年1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5个月后，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再次强调，要锲而不舍地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分析和应对影响中国发展的各种挑战上，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把握和解决影响中国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上，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年以来，全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自主创新，形成了推动自主创新的热潮，一个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大气候逐步形成。

　　据悉，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16个部委负责制订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99条配套政策实施细则，目前已出台47条，预计于2007年底前大部分实施细则都将出台。99条涵盖了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知识产权等十个主要方面。

　　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2.5%。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指标。2.5%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将达到9000亿元人民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外资企业进入、出口产业的扩张，都是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推进器。而向创新主导型经济体的转变，对于中国崛起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已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际上是练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功’，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许勤司长对《中国投资》说。

　　中国崛起进入了另一个攻坚阶段，自主创新将会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励精图治的长征。

　　国家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能否创新、能否持续创新。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其新著《中国崛起之路》中指出：“不能创新、压抑创新，并在面临冲突和竞争的过程中走向衰退，是传统中国迅速衰败的根本动因。而鼓励创新、不断创新导致一个国家迅速崛起、迅速强大，这是现代中国迅速崛起的根本动因。”

　　夯实创新基础

　　中国快马加鞭向创新型经济转变，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但不会一蹴而就。去年底，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中国公司开始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创新的重要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中国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943亿元，比上年增长20.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1%，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48亿元。

　　从增长速度来看，似乎是乐观的。1995—2005的10年间，我国R&D经费支出额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这使得我国R&D经费支出总额从1995年世界第14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6位。但考虑到1990年代末期，我国用于研发的开支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0年来R&D经费的较快增长毋宁说是在还旧账。

　　高水平的R&D投入强度是发达国家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2006年底，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主要科学技术指标》公布了OECD 30个成员国和中国、俄罗斯、阿根廷、南非、以色列、新加坡、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8个非OECD国家R&D投入的最新数据。这38个国家的R&D经费占世界R&D经费总额的90%以上。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R&D经费支出额占38个国家R&D经费支出总额的3.7%。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分别占38.9%和18.2%，德、法两国分别占8.5%和5.5%。

　　从R&D投入强度来看，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R&D经费强度都在2%以上，以色列甚至超过4%。2005年，我国R&D投入占GDP的1.34%，去年升至1.41%。去年还有一个令人稍许宽慰的数字，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结束连续2年下降的趋势。

　　2020年自主创新宏伟目标的提出，也折射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现状。去年2月，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指出：“经济大国并不等同于经济强国。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比较落后。”

　　2005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充分印证了徐部长的判断。当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突破4000亿美元，约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三成，其中进料加工贸易的出口比重高达75.1%。

　　进料加工贸易大兴其道的背景是，随着高技术产品需求量在全球的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高技术产品的加工基地转入我国，如IBM、戴尔、惠普、诺基亚、摩托罗拉等都在我国设立了众多的生产加工基地。

　　2005年，在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的各类企业中，三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均在1500亿美元以上，所占比重分别达到88.0%和79.9%，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部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均超过了60%以上。

　　相反，内资企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下降趋势，2005年国有企业和其他内资企业的出口占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4%和4.6%，进口比重分别为14.3%和5.8%。

　　这些数据突出地说明，过去我国对外国投资的严重依赖，以及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而WTO过渡期后形成了外商独资化浪潮，使得它们比合资企业时期更加不愿意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

　　2006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做出自主创新的重大战略决策，可谓正当其时，为经济长久发展和未来中国崛起注入了内在的原动力。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高技术部副主任徐红参与过《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的讨论。她向《中国投资》介绍，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规划，从基础研究向企业技术创新递进为四个层次。第一是“大科学工程”，主要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科研，如大飞机、EAST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第二是“国家工程实验室”，由石化、钢铁等大集团建立。第三是“国家工程中心”，主要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目前已建立100多家。第四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向“中国创造”升级

　　过去2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迅速的经济崛起，早已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更是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题。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其间的急迫性，正如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所说，“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

　　“中国制造”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奇特现象：中国有能力把最尖端的载人“神州六号”飞船送上太空，同时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服装、玩具生产大国。但是，中国工业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它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

　　2006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措施，推进关键领域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制造。开展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新型船舶等设备自主化工作，启动高档数控机床和重要基础制造装备等重大专项。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乔治·吉尔博伊指出，中国想成为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超级大国，尚有待于奠定一个统一的国内工业基础。没有结构性改革，中国开发和传播技术的能力以及使技术国产化的能力仍将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中国工业企业将不得不在全球工业链条的低端努力实现微不足道的利润。

　　目前，我国已进入资源环境矛盾尖锐期。今年“两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说：“过度消耗资源的状况不改变，中国经济走不好，也走不远。”

　　中国崛起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导致了进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而且减少了世界贫困人数，成为最近20多年来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长期性制约因素。尤其是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优质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这些基本国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法改变。在本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矛盾始终是核心问题，而资源环境问题将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者最大的瓶颈因素。

　　从1993年起，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仅次于美国)。2006年，我国进口了16286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47.3%。

　　走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断向自然资产拼命索取和透支的过程，不仅造成各类污染的经济损失，而且造成了自然资源的破坏。

　　马凯主任在“两会”上指出：“面对能源、资源的严重制约，不走节能减排的路，不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路，中华民族没有退路，必须下决心节能减排。”

　　从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效率提高、注重科技进步、降低消耗、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的转变，已势在必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心环节正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制订自主标准

　　产业竞争到最后，是标准之争。国际技术标准是产业链的制高点，但由中国制定的寥寥无几。过去，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去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之后，有关中国制定自主标准的消息不断传来。

　　2006年8月29日，我国颁布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GB20600-2006)，2007年8月将强制性实施。2008年将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转播北京奥运会，全面推进地面电视广播数字化；2015年完成模拟向数字的过渡，停播模拟电视广播信号。“众所周知，新兴的数字电视产业具有万亿级的巨大市场潜力，标准的竞争十分激烈。我国自主制定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牢固地建立在自主原创的基础性发明专利上，可望彻底改变中国相关领域的电视产业向国外专利交费的历史，对国民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国数字电视标准的第一起草人杨知行教授对《中国投资》说。

　　早在1999年杨知行教授负责清华大学985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新一代无线信息概念研究与关键技术》，开始了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由清华校友在美国发起成立的凌讯科技公司带回“蜂窝式数字电视传输系统”方案。两者结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杨知行教授任中心主任。为了制定中国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的共同目标，中心实施统一领导、统一调度、统—番号的三统一运作模式，1999年7月提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TDS-OFDM方式，突破了国际流行的C-OFDM方式技术壁垒，最终实现了自主原创的地面数字多媒体电视传输系统DMB-T。DMB-T是我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的重要基础。

　　在1999年到2006年的7年里，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高效率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最终达到预定目标。

　　杨知行告诉《中国投资》：“这是立足于自主创新，整合各方资源的结果。”

　　据悉，国家发改委是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自始至终坚持自主制定国家标准不动摇。这个坚定的决心成了清华标准研究工作的主心骨。实际上，国外厂商为了推行自己的标准作了大量公关工作，给自主标准的研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最终，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一系列的果断决策，为我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出台扫清了障碍。

　　今年3月28日，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标准工作委员会成立，这意味着涉及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的高性能计算机主要技术领域的相关标准制定工作已经展开。高性能计算机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关键技术装备，在国防、信息安全、石油勘探、气象预报、生物制药、工程仿真、科学计算、商业计算等领域有旺盛需求。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把高性能计算机作为信息产业的重点培育对象之一。而主导标准，等于掌握了这一关键技术装备的“话语权”。据悉，为抢占高性能计算机发展先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正不断加大对标准研发的投入。而国外企业为了维持其垄断地位，在一些关键的技术接口规范方面也不向外界开放，使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潜在的威胁。

　　中国何时发放3G牌照，一直是全球电信业议论不休的焦点话题。中国政府强烈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如果3G牌照过早发下去，技术后发的TD-SCDMA就没有了机会。

　　3G是中国电信业、通信方面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机遇。专家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内手机厂商都没有什么钱赚，因为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需要交纳很多专利费。

　　“国家在3G牌照方面控制，支持自主创新，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说，“TD是自主标准，它会带动我们整个3G的产业链。因为基本上不需要向国外交专利费。”

　　整合全球创新资源

　　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封闭起来。去年11月，科技部徐冠华部长指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的范围，除涉及国家安全或特殊要求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科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等都应积极开展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在国际合作中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方向？坊间一向存有争议。

　　今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立即引起了产业界的强烈关注。十年前MD—90和AE—100项目合作失败的前车之鉴，未来大飞机工程的国际合作中应如何吸取教训？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穆荣平所长指出：在国际合作中，技术路线不能变来变去，最关键的是围绕自己的核心需求，把握住学习机会。

　　留学人员历来就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前锋，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几乎都有留学经历，新中国许多重大的科技创新领头人也大多是留学人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留学人员更是当代中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从把互联网引进中国，到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创新产权的国产芯片的诞生，从关系国家实力的材料科学的最新发明，到惠及百姓的健康体检，当代留学人员创造了无数的国内第一。

　　“自主创新不等于闭门造车”，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尹卫东对《中国投资》说，“做生物技术开发不和国际接轨是不可能的。”2004年，禽流感在全球大范围爆发，由于疫苗将来所应对的病毒变异性强，且具有全球流行特征，科兴打破了传统疫苗研发从病毒研究开始做起的常规，直接从世界卫生组织流感中心实验室引进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究用毒株。

　　在科兴的实践中，开放式的自主创新思维不仅建立了我国科研人员和机构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直线联系，更使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从一开始就与全球其他疫苗研发企业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与国际卫生组织和机构合作也使科兴产品迅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打开了通向海外的大门。

　　2004年以来，全球跨国公司开始加速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每年新成立的高达200多家。“外资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也是我国自主创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许勤司长对《中国投资》说。

　　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已经成为摩托罗拉的全球研发基地之一，也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最大研发机构。至2006年底，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研发投资累计达7亿美元，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和杭州等6个城市建立了18个研发中心和实验室，研发人员总数已接近3000人。

　　在大中华地区出货200万部、抢占了手写PDA市场50%份额的“明”手机，就是摩托罗拉中国研发机构的杰作之一。

　　中国在摩托罗拉全球的业务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院长庄靖在给《中国投资》书面回复中称：“摩托罗拉中国凭借强大生产和研发能力支持着摩托罗拉公司的全球战略。我们正努力将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全球化，将在中国取得的成果以及经验介绍到世界各地。”

　　艾默生网络能源公司研发部副总裁张群认为，中国不仅具有制造成本优势，也具有研发成本优势。“研发和市场等业务部门的紧密结合，能够使我们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并对存在的问题快速解决”。

　　微软中国研究院也是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微软中国研究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世界上最具创意、最聪明的人，给他们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中国有世界上1/5的人口，1/5的人里面一定有很多有创意的人。”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说。

　　封面报道>>>

　　·走开放共赢的自主创新道路——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许勤司长

　　·海归人才推动中国创新

　　·跨国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