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科技日报记者 胡菊芹 仇方迎稿件编辑整理

　　突破口：把科学技术洒向农村

　　“1984年，我受命担任国家科委主任职务的时候，有些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有一个重大难题需要去破解，那就是寻找和开拓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新路。”

　　宋健说：“科技体制改革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时很多人尚不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

　　“那时候农村改革起步不久，农民只会用传统方式种玉米、萝卜、白菜；城里人有买鱼的票，却买不到鱼。生产力低下使然。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骑车转了一上午，走遍了前门、朝阳、东单、西单等地的许多菜店，才买了点小鱼……”难以忘怀的贫困经历，使宋健感叹“我们的农业真是太落后了”！“如果不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不仅农村没有希望，也满足不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

　　既然科研院所暂不能大动，国有大企业暂不能碰，那就“让开大道，占领两厢”吧。首先把科学技术洒向农村当成突破口。以面向农村、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为目标的“星火计划”，1986年开始实施，很快就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太行山的“星火计划”搞得有声有色，不到5年，全国85%的县都搞起了“星火计划”，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坐着轮椅下去推广“星火计划”，每次回来都兴奋不已。

　　“改革开放为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新产品的引进敞开了大门。财政部拿出1亿美元，引进世界各国的好作物、良畜禽、新水产，同时开发自己的新品种。杂交稻、防虫棉，良鸡、优鸭、荷兰牛，罗非鱼、海湾扇贝，西兰花、大樱桃、红星苹果、硬柿子等都是在这个浪潮中引进或自己开发的。我们用对虾和美国交换他们的海湾扇贝，互通有无，互利互惠。”宋健说。

　　农民高兴，科技界动了心，各部门都高兴，都支持，用不着“大辩论”。

　　农业部搞了“丰收计划”，与“星火计划”齐飞共色，相得益彰。

　　科技体制改革，首先在服务农业过程中取得了新的知识。

　　宋健感慨地说道：“历史证明，社会发展要想预先想定一个模式，一般很难成功，大多要失败。就是要像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实验中寻找和开创新的道路。我不相信世界上只有一条死路，一定另有通衢大路通向光明和美好未来，而且不只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

　　火炬之光照遍神州大地

　　继“星火计划”之后，探索科技、经济结合的另一个措施是“火炬计划”。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院士后来评价说，这个计划的成功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从科技系统内部追求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局限，开创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火炬计划’其实是和‘星火’一块提出来的，但因为一开始有些异议，1986年没有能够出台。”宋健说。

　　当时的背景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兴起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浪潮，高新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越来越短。陈芳允、杨嘉墀院士找到宋健，提出“应尽快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世界新技术发展进程”的想法，宋健热烈支持，建议向中央反映。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科技的建议。小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国家科委党组制定了100亿元的具体计划并组织实施，“863计划”由此诞生。

　　宋健告诉记者，“火炬计划”是“863计划”的姊妹篇，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技术企业和开发生产高技术产品，决心改变高技术产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

　　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火炬计划”的深远意义。有人认为，高新技术是智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初启，资金还不富裕，应以传统工业为主，发展高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国情不符。但是宋健不这样认为。他意识到，“高新科技已成为跨世纪竞争的制高点和未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1988年，机会成熟了。那一年，中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以东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前驱，加快发展出口产业和贸易，以带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火炬计划”是依靠自己智力，自主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计划，在大开放过程中与外部世界形成“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犬牙交错的发展态势”。经上报国务院后立即得到批准。

　　“火炬计划”另一目的是把有市场价值的基础性、开发性研究成果推向市场，创办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研究院所实现“一所两制”。曾在研究所有过长期工作经历的宋健深知当时研究所的困境：研究工作与经济脱节，人浮于事；日益增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青年工程师和各种技术人员“无用武之地”。“引导千百万的科技工作者和大学毕业生‘下海’，进入市场，是执行‘火炬计划’的重要目标。”从此，年轻人独立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渐成风气，形成潮流，遍布全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应运而生。

　　如同“火炬计划”一样，建立高新区也不是一帆风顺。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新区的定位很明确：“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战略基地，是高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是企业改革的示范区，是高技术向传统产业和全社会扩散的辐射源，是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桥头堡。”从1988年5月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试验区”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相继批准设立了53个国家高新区。“火炬计划”的这个实施载体在全国形成了系统布局，火炬之光照遍了神州大地。

　　1991年，“火炬计划”实施3周年之际，小平同志为“火炬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进一步指明了“火炬计划”的发展方向。那一年，国务院发布了12号文件，明确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高新区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高新区我比较满意。”宋健笑着说，国家高新技术园区2007年已聚集了200万科技大军，生产总值17574.5亿元，以所占约万分之三的国土面积，产出了全国7.1%的GDP；高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工业增加值7亿元，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高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为62.5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3倍……他如数家珍地说出了这样一连串数据。在各高技术领域都出现了能在国际市场上争雄的新企业。“前几天，我刚去深圳华为、中兴看了看，真是让人高兴。”2008年，华为全球销售额达到233亿美元，国际市场收入所占比例超过75%。华为、中兴都是“火炬计划”支持发展起来的，都成长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高技术企业。

　　“断代工程”：大科学的跨越

　　1996年到2000年，国务院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科学界为之振奋，全世界为之瞩目。

　　钱学森院士称：“这是一次学术研究工作的创举，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融为一体的大科学！”

　　的确，如果说“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的实施突破了科技、经济之间的习惯壁垒，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则实现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交叉融合，是一次超越学科、领域、部门和思维范式鸿沟的大科学跨越。

　　宋健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中国史学界对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够，在各种场合总令人尴尬。”“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

　　1995年9月29日，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组织召开座谈会，提出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课题，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联合，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多学科交叉，进一步发展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被列为“九五”重点工程。“参与工程的170多位学者，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为主力，包括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们都做出了贡献。领导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齐心协力，按系统工程的方法，成功地组织领导了这一工程的实施，受到学界的尊敬和赞扬。北大和考古所的碳-14测年工作贡献很大。席泽宗院士花了很多心血，领导了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宋健：《酬“断代工程”初遂》)

　　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倡议者，宋健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酬“断代工程”初遂》等重要论著，为史学创新提供了重要思路。

　　2000年9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北京通过专家验收。初战告捷，新发现不少，收获甚丰。课题组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就公元前841年以前1200多年朝代更迭的时间作出了初步结论。“现在得出的最早的、确切的古史纪年，要比《史记》的记录前推近800年。”

　　共和国历任科委主任 科技部部长

　　RESUME

　　宋健简介

　　宋健，1984年任国家科委主任，1986年至199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在共和国科技事业领导岗位上工作达15年之久。这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艰难探索的时期，也是取得长足发展和重要成就的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这一时期科技战线上的许多开创性工作和重大事件，为新世纪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确立实施和科技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浪产权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产权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